天津、内蒙古、安徽、湖北、广西、青海等省份的民间投资增速虽仍为负值，但降幅呈逐步收窄态势。其次，部分领域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拉动民间投资。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各部门各地方陆续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提升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要“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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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是非公经济吗
来源：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
2020年前11月，我国民间投资已实现由负转正。岁末年初，多地民间投资持续“升温”，纷纷向民间资本送出项目和政策“大礼包”。
民间投资加快复苏
2021年1月4日，山东青岛推出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若干措施，出台畅通市场准入、重点支持领域、强化促进保障三大部分17条政策，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2020年12月下旬，北京市95个重点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总投资1060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422亿元，占总投资的40%，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制造、金融业、文化旅游、商务服务业、基础设施、健康养老、住房保障等9个重点领域。2018年以来，北京已累计推介5批超37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
2020年12月26日，贵州省233个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产业招商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额达1660亿元，其中10.8%来自“民企招商”活动。
从各地情况看，民间投资正在加快复苏。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1月至11月，在发布了民间投资相关数据的23个省份中，有17个省份的民间投资实现了正增长。例如，1月至11月，广东省民间投资增长1.4%，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贵州省民间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11.4%，高于全省投资增速8.6个百分点；江西省民间投资增长2.2%，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上升至64.5%；浙江省民间投资增速自2020年8月份转正后逐月稳步提升，前11月累计增长1.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0.3%。
天津、内蒙古、安徽、湖北、广西、青海等省份的民间投资增速虽仍为负值，但降幅呈逐步收窄态势。例如，2020年1月至11月，湖北省民间投资下降25.2%，比1月至10月收窄4.9个百分点；安徽省民间投资下降0.7%，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
作为民间投资的主要领域，各地制造业投资也呈现复苏态势，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例如，2020年1月至11月，山东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6.5%，山西省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33.3%，广东省医药制造业投资增长82.7%。
市场主体信心全面恢复
从全国层面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11个月，我国民间投资增长0.2%，增速实现年内首次转正。
“民间投资增速在2020年底前终于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表示，首先是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持续恢复，带动整体投资同比增速逐步回归正常水平。其次，部分领域投资增速快速反弹拉动民间投资。其中，前11个月农林牧渔业、房地产开发和教育民间投资分别增长12.4%、6.8%和8.0%，制造业民间投资降幅也收窄了1.9个百分点；再次，2020年二季度以来，特别是三、四季度上游生产部门的景气程度明显回升，极大提振了民间资本对于未来市场的乐观预期和投资信心。
我国高度重视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按照国务院部署，自2018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各地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了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推动地方常态化公开发布对民间资本吸引力强的项目。2020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各部门各地方陆续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提升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措施。例如，2020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各类投资主体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设置限制性门槛。
“民间投资增速转正，意味着未来经济复苏的态势将更加巩固，结构将更加均衡，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更加充足。”王军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民间投资复苏表明中国经济复苏已经到了很高水平，市场主体信心全面恢复，也表明非政策性市场主体的内生动能已经产生。
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提出要“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国内有效需求仍显不足，居民消费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重点领域投资亟待加强。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投资空间，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
“民间投资代表着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代表着市场力量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其稳定与否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王军认为，未来需求侧管理和资源配置的重点应向民间投资领域大幅倾斜，改变当前经济复苏不平衡的问题。
王军认为，在政策环境方面，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激活发展潜能。具体而言，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竞争中性”原则为核心，消除所有制歧视，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依法保护各类产权，打破制约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记者注意到，在各省近期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多地都对民间投资明确作出了制度安排，要求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障碍，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例如，河北省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清理废除与企业性质挂钩的不合理规定。推动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信贷资金等协同联动，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领域”；辽宁省提出，“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撬动金融资本和民间投资向科技成果转化集聚，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又如，安徽省提出，“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在交通、能源等领域推出一批示范项目，建立项目推介长效机制，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山东省提出，“更好发挥政府债券投资作用，大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公用事业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在投资方向上，王军认为，未来我国民间投资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而非房地产行业。应落实好“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要求，力争将制造业投资的比重稳定在35%以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大前沿领域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九大战略新兴产业、“两新一重”领域以及细分行业的产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等，均是大有前景的方向。（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