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这“宋六家”在吕祖谦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在这个时候，三苏文章被列入官方修订的编著，是十分不易的。因此，“唐宋八大家”逐渐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称谓而为人所知。也就是说，三苏中只有苏轼入选，另外两个名额被司马光和张耒顶替。至于张耒，在苏门四学士中，最晚去世，当苏轼等人相继辞世后，陆游、范成大等人尚未诞生，张耒成为当时文坛领袖，风光一时无两。入选宋人“八大”“十大”名单，实至名归。
但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都知道古代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一说，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唐宋八大家”是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但是“唐宋八大家”是怎么来的？大家却不一定知道，如果再往细处深究，我们还会反问，为什么“唐宋八大家”是这个八个人，而不是别的人？其实这件事的本源还要从南宋时期的一套课外辅导书说起。
公元1177年，也就是南宋淳熙四年，孝宗皇帝在翻阅完江钿编纂的《圣宋文海》后对其中选录的文章感到很不满意。于是他让有关部门先去校正，之后再发行。这年11月，翰林学士周必大夜班当值，就和孝宗说，《圣宋文海》这部书收取本朝诗文虽多，但庞杂无法度，不如让馆阁重新编定，这样才能传之后世。周必大的观点同孝宗的意见不谋而合，孝宗皇帝就让参知政事王淮、李彦颖推举主事之人，希望对这本书重新修订。李彦颖向孝宗推举著作佐郎郑鉴，孝宗表示同意，又问王淮，王淮说：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吕祖谦是王淮的老乡，彼此比较熟悉，孝宗听后很高兴，点头表示没意见。
吕祖谦出身于累世业儒的官宦之家，吕家名人辈出，从唐到宋，有吕韬、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好问等。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曾经做过统计，从吕公著到吕祖谦的儿子吕延年，历经7世共有17人名列《宋元学案》，可见吕家人才济济，绝非夸大其词。
得到皇帝的默许后，吕祖谦奉孝宗旨意，历时一年，在《圣宋文海》的基础上重新编纂了一部《皇朝文鉴》，书中收录北宋时期313人诗文共计2401篇。这部《皇朝文鉴》一经编成，各地纷纷刊刻，十分畅销，南宋学者王应麟还将它列为科举参考书。
在这部著作中，收录的文章包括王安石337篇、苏轼289篇、欧阳修170篇、苏辙47篇、曾巩44篇、苏洵14篇，计900篇左右，约占全书3/8。由此可见这“宋六家”在吕祖谦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在这个时候，三苏文章被列入官方修订的编著，是十分不易的。因为，崇宁二年（1103年），徽宗曾下诏禁毁三苏著作，连带“苏门四学士”的文章都在禁毁之列。宣和五年（1123），皇帝又再次下诏重申，严禁苏黄文集，举人不得传习元祐学术。蔡京第四子蔡绦在《西清诗话》中引用过几句苏黄议论，由此遭到堂官弹劾，被勒令停职处分，可见当时苏黄文章的下场有多么凄惨。吕祖谦为什么会将“三苏”的文章列入编著？这中间有个转折。因为孝宗登基以后，三苏成了褒扬的对象，他们的文章也被开禁。
吕祖谦很喜欢“宋六家”的文字，在给内弟曾德宽的信中，他曾写道：今去试尚远，且读秦、汉、韩、柳、欧、苏、曾文字，四六且看欧、王、东坡三集以养根本。
他还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
和朱熹一样，吕祖谦还是著名的教育家。除了奉皇命编辑《皇朝文鉴》外，他还编纂了一本给士子读的课外辅导书《古文关键》。在这本书里，吕祖谦选录的文章分别是韩愈13篇，柳宗元8篇，欧阳修11篇，苏洵6篇，苏轼16篇，苏辙2篇，曾巩4篇、张耒2篇，分为上下两卷，进行评点、勾抹，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以示初学门径。这种集中选取唐宋八家文章作为士子的学习范本，在历史上也是首创。
那么，为什么入选的是他们？其他人就没有文章写得好的？当然有。比如刘禹锡、司马光，都写得不错，但张云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
“取便于科举”，这句话说到了重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吃羊肉”指科举中试，士子跻身肉食者。
三苏最擅长“议论之文”，而南宋科举中，策、论最为重要。策、论的好坏常常决定了成绩的好坏。三苏文章能成为士子的课外必读书，也不足为怪。
总而言之，不是其他人写得不够好，而是这几个人的文章更适合作为科考范文。
吕祖谦的这本学子课外辅导书影响非常大，到清末都流传不衰，俞樾就将该书指定为士子必读书。这本书虽没有明确“唐宋八大家”之名，但这种八人并举的做法影响了后世对文章的编选，如《崇古文诀》《六先生文集》《文编》等等，无一不是受此影响。因此，“唐宋八大家”逐渐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特定称谓而为人所知。
②宋朝人心中的“八家”和现在不一样吕祖谦虽然编选了一套畅销课外辅导书，但他的编选还是引来了一些争议。比如他的好朋友朱熹，便和他的意见不一致。
由于受政治、新旧党争的影响，朱熹对王安石很是不满，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王安石落到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杀”。孔子任鲁国大司寇后七日就把少正卯杀死在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孔子给的理由是：少正卯有“心达（或作“逆”）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人的品性只要有这“五恶”中的一种，就不能不施加“君子之诛”，而少正卯是身兼“五恶”的“小人之桀雄”，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不可不杀。
朱熹对三苏也极为反感，他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
这是告诫弟子，根本不要去学三苏的文字，他们没一个是好的。
朱熹喜欢的是欧阳修和曾巩的文章。但和他以及吕祖谦在哲学界鼎立而三的陆九渊，却让自己的弟子不要去学曾巩。
除了朱熹、陆九渊这些教育界、哲学界的大家，宋人心目中的“唐宋八大家”都有谁呢？
学者邓建在现存“宋人选唐宋文”选本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12种，做了一项统计，发现在宋人心目中，排位前十名的散文家，除了我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张耒、吕温、朱熹、陈傅良、李白、杨万里、辛弃疾、李德裕、司马光等人。其中按入选次数多少来排定前八名，苏轼稳居第一，有9种选本选了他，其次是欧阳修（9次，但平均名次没有苏轼高），接着是韩愈（8次）、柳宗元（8次）、王安石（7次）、曾巩（7次）、司马光（6次）以及张耒（5次）。也就是说，三苏中只有苏轼入选，另外两个名额被司马光和张耒顶替。
邓建认为，司马光为宋代文章大家，苏东坡称他“文词醇深，有西汉风”。正如明代马峦所言：“温公之文不在六大家之下，而不与并称者，德业掩之耳。”所谓“德业”，是指他写出了不朽名著《资治通鉴》，光芒遮盖住了他的散文成就。
至于张耒，在苏门四学士中，最晚去世，当苏轼等人相继辞世后，陆游、范成大等人尚未诞生，张耒成为当时文坛领袖，风光一时无两。入选宋人“八大”“十大”名单，实至名归。但到了后世，时间线被拉长以后，张耒文章的成色黯淡了下来，被踢出局，也在情理之中。
“唐宋八大家”座次怎么排虽然在宋代，“韩柳欧苏曾王”等八人频频入选各种选本，并被吕祖谦看作一个文学流派，但“唐宋八大家”这个称号却要到明代中叶才出现。
明代前期，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是“台阁体”，行文以雍容典雅、平正稳妥为尚。万历年前后，以李梦阳、李攀龙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对这种平庸呆板、缺乏生气的文字非常不满，希望能以复古的形式抵制台阁体，改变文坛风气。但他们提出的复古是指“文必秦汉”，他们认为汉以后的文章一代不如一代。
在前后七子之间，茅坤、归有光等人又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既反对台阁体，又反对前后七子，他们标举唐宋与之抗衡。也就在这期间，茅坤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唐宋八大家”这样的称号。此后，这个称号便流传下来，而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柳欧洵轼辙曾王”的座次也基本固定下来。
但也有的选本会将这八人的座次稍微作些调整。江西财经大学文化产业与传媒研究中心教授付琼对明清时期出现的34种唐宋八大家选本做了统计，发现各选本基本是按照先唐后宋排，其中“韩柳欧洵轼辙曾王”这个排序虽最为稳定，但细究起来，除了欧阳修坐稳第三把交椅之外，其他位置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
比如八大家中的第一名，明代王宠在选本中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给了柳宗元。其他33种选本都给了韩愈；第四名，有5种选本给了曾巩，其他选本都给了苏洵；第五名，有5种选本给了王安石，更多的是给苏轼，等等。
在三苏排名中，基本是按辈分来，苏洵在前，苏辙殿后。排第八名最多的是王安石，有22种选本都给了他末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