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的第54首新歌已经完成，他对此期望极高。今年3月份进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被曝光后，庞麦郎“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大危机”。“精神问题没完全确诊，左耳却出了问题。”在西安长安医院，庞麦郎在众人的劝说下，住院一周以治疗耳鸣。庞麦郎声称，是精神病院打乱了他的生活。一切都源于今年3月11日。庞麦郎坚持认为，对方并未经过他的允许就公布病情，是一种越界，“是白晓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郭梓昊
离开精神病院的第80天，37岁的庞麦郎计划复出：回到城市，继续自己的巡回演出。
“像《我的滑板鞋》一样被人传唱，再火一把。”庞麦郎的第54首新歌已经完成，他对此期望极高。凭借这首歌，他的首场回归演唱会绝对会盛况空前：“艺术家”站在舞台上高歌，台下人人都喊着他的名字。
这是庞麦郎自己的想象。
今年3月份进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被曝光后，庞麦郎“迎来职业生涯的最大危机”。在大众眼里，这个性情古怪的歌手已然被判为“社会性死亡”：谁会听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唱歌？
“精神问题”是难以撕去的标签，庞麦郎明白这一点。他开始频繁通过媒体澄清“自己从未得病”，还瞒着所有人接下一则商演广告，准备独自前往北京，正式宣告复出。
舞台上，尽情舞蹈的庞麦郎
庞家父母为此感到担忧：“外界的眼光和压力，会不会加重有所好转的病情？”
担心归担心，没人能真正够阻止庞麦郎。“我可以不吃不喝，但不能没有音乐。”无论面对谁，这个倔强的农村青年都习惯于谈论自己的音乐梦想，“为了实现它，我可以不顾一切。”
很难分清，庞麦郎的这种执拗，是某种疾病症候的展现，还是真正热爱音乐成癫。在天平的另一端，庞麦郎的复出尝试向大众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对待一个被贴上“有精神问题”标签的歌手？
甩开“疯子”标签
山坡上，三间茅屋、一间猪舍，那是南沙河村村民庞明涛（庞麦郎原名）的家。
树荫底下，庞麦郎正弯着身子捡枯枝。白T恤、黑长裤，剪去了标志性的朋克卷发，全身上下，只有那双印着英文签名的滑板鞋在提醒，这是曾经的“巨星”。
庞麦郎与他的滑板鞋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今年3月初，庞麦郎被家人送进大安镇精神病院。两个多月后，父亲庞德怀悄悄把他从医院领了出来。揣着卖玉米挣来的一万块现金，庞德怀带着儿子去西安奔走求医，先后辗转了3家医院。
“精神问题没完全确诊，左耳却出了问题。”庞德怀苦笑。在西安长安医院，庞麦郎在众人的劝说下，住院一周以治疗耳鸣。钱很快花完，庞德怀不得不带着儿子回家。
对于见惯了城市灯红酒绿的庞麦郎来说，山里的生活有些寡淡。“除了睡觉、写歌、偶尔到地里走走，没有事干。”庞麦郎说。一旦有向外界展示的出口，他唯一想做的，是甩开身上的“疯子”标签。
“我本来没有精神分裂症。”庞麦郎声称，是精神病院打乱了他的生活。
“三餐只有粥和馒头，吃完后，大家就在一块空地上转圈圈。”庞麦郎将精神病院形容成越不过去的高墙，服下药物后，里面的日子变得浑浑噩噩。
两个月里，唯一让庞麦郎感到开心的，是有人乐意听他唱歌。在空地“转圈圈”的时候，身穿条纹服的病友们认出了他。据庞麦郎说，在众人的簇拥下，自己唱起了那首《我的滑板鞋》，“30、40个人听着我唱，就是没有话筒和灯光”。
精神病院里的拥趸，或许让庞麦郎想起了曾经的巡演岁月
枯枝遇上烈火，灶炉底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庞麦郎从锅里舀出一盆热水，暖了暖碗里的中草药，一饮而尽。“这是治身体的药，”他指了指耳朵和肚子，“自从住进精神病院，耳边总会发出‘滋滋滋’的声音，肚子咕噜咕噜地叫”。话毕，他突然起身，摸着胸口，“你听，这里刚才就有响动，扑通扑通”。
回家半个月后，庞麦郎开始抗拒吃精神控制的药物，认为那才是导致他身体异样的根源。对于儿子的任性，庞德怀没了主意，只能去隔壁镇上请教算命先生。对方称：“庞家祖上拜神时，因没给香火钱，触怒了神明。”算命的给了一道纸符，烧成灰后倒进水里，让庞麦郎喝了。
没人知道符水掺和着中药有没有用处，但在外人眼里，庞麦郎确实“变好了”。
“气色和精神都不错，见人会主动打招呼，还胖了不少。”庞家的邻居王婆回忆，庞麦郎还没进医院前，无论天有多热，他都戴着帽子，也不太爱讲话。餐桌上，庞麦郎削了个梨子，转身递给记者，“吃个水果解解渴吧”。这种热络，也与他以往的的木讷和迟钝截然不同。
玉米地里的庞麦郎，看上去气色不错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只有庞德怀暗自担心儿子的状态，“有点不稳定，至少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庞母则认为，庞麦郎有时候“记不太清事儿”。5月份，庞麦郎在西安求医时，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曾在诊断证明上给出谨慎判断：“基本正常，但不能排除其它精神障碍的可能，也不能排除精神分裂症缓解状态。”
到大城市去
7月底，南沙河村一片翠绿，夏日的蝉鸣声盖过了一切。
玉米地里，庞麦郎告诉记者，他已经制定复出计划，下个月要到北京去。“从村口坐车到宁强县城，差不多1小时，票价15元，在那儿可以搭上去北京的火车。”
一个月前，一家北京的公司找上了庞麦郎，以帮庞麦郎推出一首歌和MV作为条件，换来他为公司代言。
庞麦郎爽快地答应了。“拍广告可以提升知名度，还可以出歌”、“没问题的，对方是家正规机构”......
大病初愈，独自出远门并不是一件好事，那家公司提醒庞麦郎可以带上一个亲属同行，机票酒店全包。但他拒绝了，“就我一个人去”。
庞麦郎即将离家的消息，让庞德怀隐隐担忧。
“他压根没跟我商量，”63岁的庞德怀垂丧着头，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一口口抽着闷烟。5个月前，在亲手把庞麦郎送到精神病院后，这对父子已经好久“没好好说话”了。庞德怀明白儿子多少有些记恨自己，“劝是劝不动了。”
又静默了许久，庞德怀忍不住开口：“你说他出去遭欺负，精神状况又不好了咋办？”
“你真的想好要出去了吗？”记者问庞麦郎。南沙河村虽不富裕，但山高景阔、与世无争，相比起外面的世界，留在这里，做个普通人，似乎没有什么不好。
庞麦郎走在南沙河村中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但这个农村青年显然不想留在这里。“艺术家离不开城市。只有在大城市才有演出的机会、才有人愿意听我的歌。”至于如何重新回到大众面前，“创作，只要有好作品就行了。音乐是我一生的追求。”
庞麦郎微微仰起头、语速变快。外人无法判断，这种执拗是某种疾病症候的展现，还是从骨子里热爱音乐。
谈到创作，庞麦郎体内的某个开关好似被开启：“三首歌，开一场演唱会需要三首传唱度高的歌，”他掰了掰手指，“《滑板鞋》、《魔术师》，我现在还差一首。”
转身拿起笔，庞麦郎又开始写歌。最新的一首叫《我在小河的岸边》，“写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她，为她介绍自己家乡门前的小河。”每天花上4个小时，庞麦郎一次次修改歌词、一遍遍轻声哼唱。
在天边有一条美丽的小河
人们在那都很遥远
在河的下游划着小船
人们在那都很孤单
……
庞麦郎说，小河最终要“流到大城市去”。
庞麦郎站在他歌中的小河边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大城市也是庞麦郎的归宿，他计划着再次开启全国巡演，并把首场复出演唱会定在上海，因为那里是fashion之都，让人神往。“我可以找一些livehouse，有老板愿意免费给我演出”、“没钱，就拍广告挣路费；有钱了就成立公司帮忙运作”、“再不济，我还可以直播”，庞麦郎向记者讲述日后的计划。
压力“没法改变我”
重新起步，庞麦郎需要付出更多。除了钱和人脉，“精神病人”是庞麦郎身上怎么都撕不掉的标签，“事业落入了低谷”，他说。
一切都源于今年3月11日。庞麦郎前经纪人白晓，在一段七分多钟的视频中向公众告知，“庞麦郎先生已经住进了精神病院”。
“白晓是一个不合格的经纪人，他压根没有能力。”庞麦郎坚持认为，对方并未经过他的允许就公布病情，是一种越界，“是白晓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此之前，白晓是庞麦郎唯一的朋友，从2015年开始，他们共度了6年的时光。在媒体的描述里，两人像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庞麦郎为实现音乐梦想一路向前，白晓紧跟其后，帮忙收拾烂摊子。
2018年年，庞麦郎在陕西汉中演出
庞麦郎的讲述打破了上述美好的想象。“白晓总是向我透露自己认识很多明星，也有很多场地资源，可到头来我发现他谁也不认识”，庞麦郎认为，反而白晓是借着他的名气，才有机会各种接触各种资源。
钱，成为两人争执的重点。
此前，白晓曾向媒体表示，庞麦郎卡上最多时有200万，但自己跟着庞麦郎这几年，非但没有赚到钱，反而因为照顾庞麦郎饮食起居，欠下了几十万。
对此，庞麦郎则有自己的说法：“200万是公司的，我自己手上只有70多万，全花在了编曲和租房”、“那些赔钱的鞋子是白晓提出要办的，一双卖399元，一开始我就觉得太贵，没人买”......即便是现在，白晓还在用庞麦郎工作室的抖音号直播，这让他感到不悦，“没有一个经纪人会这样做”。
庞麦郎出院的第二天，白晓给他打了通电话，“只聊了不到4分钟就挂了”。至于聊天内容，庞麦郎不想对外界公开。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在那通电话后，经纪人白晓和艺人庞麦郎的关系彻底结束了。
如今，庞麦郎的身边空无一人。
回顾庞麦郎出道后的人生，被舆论消费似乎成了一种常态。《惊惶庞麦郎》后，他被大家嘲笑，“衣着邋遢”、“调戏记者”；2017年，一场只有7个观众的Livehouse演唱会让他再一次成为笑谈......
庞麦郎在查看自己消息的评论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是不是外界舆论的压力逼疯了庞麦郎？在回忆这些人生重要节点时，庞麦郎始终没有显露出情绪的波动，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化。这种对外界感知的迟钝，也许保护了庞麦郎。“压力，有一点。但那没法改变我。”庞麦郎说。
跌跌撞撞，庞麦郎又回到了南沙河村的小河边。炎热的午后，踏着青苔石阶，庞麦郎在河边玩起了打水漂。响声惊动了浮在水面的鸭子，伴随着“嘎嘎”的叫声，庞麦郎少有地笑了。
再唱20年
山里下起了暴雨。
雨水沿着着墙壁裂缝渗出，滴答滴答地落在厨房、客厅、房间里，“再不修，恐怕不行了。”为了攒钱修房，庞母走几里路到林里捡银杏树叶，一斤能卖一块五；庞德怀计划着，找个时间把家里的猪仔卖了，换个好价钱。
庞麦郎仍旧呆在屋里，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搞创作。
“写歌，是为了什么？出名？赚钱？”
“创作，我想让别人听到自己的作品。”
“你词写得很好，创作不一定非要唱，退居幕后或许也是一个选择。”
“那不行，我还要演出，别人唱不出来我的感觉。我是个艺术家，舞台动作设计也都要涉及。”
庞麦郎确实有成为艺术家的潜质：执着的神想、以及别人不懂的“诗和远方”。但现实中的生活图景又在不断强调：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
庞麦郎的房间面积不大，床和桌子占据了大半空间。桌面上，杂乱堆放着各式药品、喝完的饮料罐子、演出帽子和曾经发行过的CD。一本泛黄发旧的《梵高手稿》极为惹眼——白晓曾公开夸赞庞麦郎为“中国版梵高”。
庞麦郎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前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我和梵高都是艺术家，”庞麦郎说自己没有看完这本画册，“只是翻到了第288页”，但这并不妨碍他欣然接受这个赞誉。谈论起自己与梵高的不同点，庞麦郎说：“他是画画的，而我是搞音乐的，艺术形式上，我也比较接近现代。”
庞麦郎对音乐最初的执拗，也能在这间房间找到答案。角落里，摆放着一把沾满灰尘和蛛网的蓝色吉他，那是庞麦郎人生中的第一件乐器。
上初中时，庞麦郎央求着父母花200元给他买把吉他。二十几年过去了，他依旧没有练好吉他，更多时候只是“做做样子”。
庞麦郎房间的吉他上落满了灰尘 时代周报记者 郭梓昊/摄
“音乐靠天赋。”庞麦郎强调，自己几乎没有系统学习过乐理、表演，却迎来了旁人梦寐以求的流量和关注。如果再来一次，庞麦郎称“并不后悔经历这样的人生”。
“大众在消费我，我也在消费大众。愿意买我的唱片，来看我的演出。他们讥讽我、嘲笑我，都无所谓。”这一刻，庞麦郎比任何人都要清醒。
采访的最后，庞麦郎反问记者：“你喜欢现在的我，还是之前的？”
“现在多一些，更贴近我想象中的庞明涛。”
“但我更喜欢别人叫我庞麦郎，舞台上的庞麦郎。”
庞麦郎认定自己属于舞台。对自己的艺术生涯，他给出了一个准确的数字，“57岁，再写20年”。
“如果57岁后仍旧没有成功呢？”
庞麦郎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