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桃疆丨文率先登陆电视的《舞力觉醒》并没有如期取得预期的社会效应，带动起街舞热潮。四位队长中，只有韩庚的选拔标准不同。四队第一轮淘汰勉强算是平行竞争，舞者和舞者之间的对抗则是搏击式竞争，舞者面对队长选拔则是对弈式竞争。不过如果四位队长全部选择韩庚模式选拔队员，头疼的可能就是节目制作方了。
戴桃疆丨文
率先登陆电视的《舞力觉醒》并没有如期取得预期的社会效应，带动起街舞热潮。这让夹在《舞力觉醒》和另一档街舞选秀综艺《热血街舞团》之间的《这！就是街舞》，在承载了更多期待的同时也必须承受压力。
和说唱音乐不同，街舞尽管同样来自街头，但是肢体语言传递明确信息的能力却不及语言。这种暧昧的表述中抵消掉街头文化许多冒犯性的、带有反叛性的信息同时，也削弱了街舞本身面向陌生观众时的感染力。
对于不熟悉街舞的观众而言，仅靠节目提供的信息是无法完全了解地板舞（霹雳舞）、锁舞、甩舞、机械舞、爵士舞，等等街舞类别之间的区分，即便舞者自行选择了与个人舞蹈风格匹配的着装和妆容风格，这些诞生于异国街头的舞蹈类别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还是难以区分——更不要提评判标准了。
正是评判标准的不确定性，令刚刚开播的《这！就是街舞》陷入了困局。
对于参与节目的街舞舞者而言，首先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这！就是街舞》双选规则产生的博弈。节目中的四位“队长”易烊千玺、黄子韬、韩庚、罗志祥都有舞蹈功底，水平不同、风格不同、偏好也不同，仅靠节目一开场安排的队长街舞表演很难获得上述信息，基本相当于盲选。
从“队长”的个人影响力来看，年纪最小的易烊千玺不仅不输于三位前辈，反而是最大的一个，在节目的社交平台预热阶段，“#说到街舞就能想到易烊千玺#”这个话题的热度甚至和节目本身平分秋色。
对于想要借节目提高曝光率的选手来讲，选择易烊千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遗憾的是，一直以“乖小孩”形象出现在公众话语中的易烊千玺或许在街舞圈子里很有知名度，但街舞舞者对于易烊千玺在舞蹈功底和判断能力上或许并没有太多的认同感，近四百位舞者中只有五分之一的舞者选择了易烊千玺的街道。
在四位队长手中掌握的名额均等这一前置条件下，基数越小，成功晋级的机会就越高，比起罗志祥街道五取一，黄子韬、韩庚街道四取一的竞争比率，这些选择易烊千玺的舞者或许可以赢得更容易。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赢在起跑线上的这些舞者发现自己面临着规则不确定、机会不公平的“悲惨境地”。“易队长”选拔队员的规则问题也是《这！就是街舞》第一集除了几位队长的开场表演舞蹈编舞之外，争议最大的地方。
四位队长中，只有韩庚的选拔标准不同。韩庚的标准类似正规比赛，选择他所在街道的舞者依次表演过后，留下技术好、表演感染力强的，淘汰不符合队长选拔标准的，再把实力相当但又有不足的舞者单拎出来进行对抗，留下其中更好的一方晋级。最后的结果是在保证舞者机会公平之余，体现了较高的效率。
但是代价是牺牲了“综艺感”。在其他三队都有舞者晋级的同时，韩庚街道迟迟没有捷报传来，在规则不公开、评价不确定的情况下，韩庚的街道除了舞者的内心戏，长时间处于沉默状态，除了几场舞者之间的抗衡之外，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最后收录在节目中的镜头不多，甚至没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
从备选人才库最庞大的罗志祥到竞争最小的易烊千玺，再到相争第一又怕垫底结果取中间量的黄子韬，选择的都是更符合街舞舞者偏好的规则，那就是：这条街，我说了算。
这种不成规则的规则除了和街舞的气质很搭之外，既存在不公平的隐患，又缺乏效率，不过只要评判者心中有数，也可能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对于一档综艺节目来说，过程中的戏剧性情节反而会成为节目的亮点。
最好的例子是黄子韬所在的街道。由于规则具有随意性，因而迫切想要为自己争取晋级机会的舞者获得了多次与其他舞者对抗的机会，和队长辩论的过程也颇具戏剧感，生动地表现了一个不想伤害舞者的耿直男孩在无计可施之后不得不强硬起来，以德服人，结合自己的经历教育对方要用实力说话。
整个过程耗时长、效率低，且不一定保证公平，却符合节目的需求，它有故事性，而且刻画了人物，甚至比黄子韬在电影电视剧里出演的人物更生动讨喜。
同样都是“我说了算”这套规则，为什么罗志祥和黄子韬就没有被搞到头大，易烊千玺就要被搞得头疼不已呢？可能是因为易队长毕竟是“加油男孩”出身，贯彻爱与真实的正能量，同时又实在是太过年轻、单纯、天真，明明不想伤害任何人，结果无意中伤害了更多人。
《这！就是街舞》不存在绝对公平一说。街舞也是舞蹈的一种，对舞者的天赋、努力程度、艺术表现力和理解力、心理素质都有一定的要求，无法实现起点公平。
另外，节目设定的双选规则也有“赌”的成分在里面，队伍之间的基数不平均，竞争程度也不同，起点公平在这里可以被视为表达自我意愿的成本，一种必要的牺牲。忽略起点公平的问题不谈，《这！就是街舞》还是有公平竞争可能的。
公平竞争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平行竞争，一种是搏击式竞争，还有一种是对弈式竞争。四队第一轮淘汰勉强算是平行竞争，舞者和舞者之间的对抗则是搏击式竞争，舞者面对队长选拔则是对弈式竞争。在规则公开前提下存在这三种公平竞争手段的节目是可以避免灾难的，但是当评判标准不公开、不确定，舞者又无法通过经验揣摩出规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易烊千玺在初期选拔阶段慷慨地发出大量“毛巾”（即，节目中“晋级”的标志），导致尚未表演的舞者陷入更激烈的竞争、甚至无“毛巾”可拿的恐慌，反馈信息让原本乐观的易队长变得焦虑，中途决定将已获得“毛巾”的舞者再次卷入竞争，致使“先到先得”者同样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有失公平。
评判的权利仍然在易队长手中，结果则是易队长的权威感受损，规则肆意变化和潜在的不公平同时也会影响集体内部的团结，对于日后需要带领队员和其他队伍竞争的易烊千玺而言，开局不利的确是件令人头疼的事。
不过如果四位队长全部选择韩庚模式选拔队员，头疼的可能就是节目制作方了。纵观当下的网络综艺，选择知名艺人出任“导师”、“队长”、“制作人”，都优先考虑是否能够扩大节目影响力，其次才是职位和艺人的契合度问题。
在同一种思路的影响下，网络选秀综艺的第一集甚至前几集大多以表现知名艺人为主，压缩选手空间，以期保证节目热度、维系影响力。
因此，比起能否保障选手机会公平，节目更盼着出现一些戏剧性的情节，起承转合最好不过，欲扬先抑也很不错，无论结果如何，对于被赋予决定他人命运权力的易队长而言，《这！就是街舞》中出的头疼，都是成长路上关于何为公平、如何实现公平的重要一课。
本期编辑 郦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