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进入议会，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市场社会的基础是信用，建立信誉是企业推销产品的最佳手段。讲诚信是企业家最起码的伦理道德，这与中国文化不谋而合。企业家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敢于承担风险，把创新视为自家的职责。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是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承认和奖赏，是对他们所付出艰苦努力的酬谢，如熊彼特所说，“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常说的工商文明的基因主要是指这五个：民主、合作，平等、信用、法治。工商文明是一种与“官本位”完全对立的“商本位”文化。所谓商本位，是指按工商业的基本原则来管理社会事务，工商业者之间的竞争以契约和计算为基础，比的是技术、创新、成本、质量、价格、服务，而不是比谁的权力最大、谁离权力中心最近。
商从业者中间的矛盾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解决的，而不是“官本位社会”里常见的以暴制暴解决问题。
工商文明需要的是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专制社会里常见的强制、垄断和特权。所以工商文明的主要五种基因是民主、合作，平等、信用、法治。
平等。首先表现在产权问题上，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能你的也是我的，财产权归属含糊不得。只有产权明晰，才能平等交易、谋利双赢。其次表现在良性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一个普通的人，公司职员、工人、店员、工程师、退休官员，无论是谁，都可以低费或零费注册兴办企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这是其他任何政治和经济结构都难以容纳的人人平等精神，也是市场社会活力永存的原因。
民主。商人最反对苛政、重税的侵扰，拒绝垄断和特权，所以商人最推崇民主，要求自己应得的政治权利，如英国早在13世纪末就有了下议院。商人进入议会，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工商精神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就是“有事好商量”。无论多么重大严峻的政治问题，都依靠商人式的协商、谈判、讲道理的方式解决，再也不是成王败寇。独裁、垄断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输不起变成了输得起。所谓现代民主政治的架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建得起来。
法治。商人的财产权和与他人订立契约，最需要法律的保护。现代社会，法律已通过代议制移由国家立法机构掌控，企业家的手里没有法律，没有刀枪，只有金钱、资本。但他们仍如以往一样，有本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奋，使资本增值和得到妥善管理。他们把维护和遵从工商文明的各种原则和法律规范作为自己的本职和责任，并带动其他社会成员也认同相同的规则，始终如一。
合作。现代竞争意识应如此表达：商业竞争是一种生产力，是一种社会互动，有着深邃的合作内涵，是市场社会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粗俗的竞争关系，不是单纯的谋利行为，也不是一个只关乎“游戏者”自身利益的封闭游戏。
信用。市场社会的基础是信用，建立信誉是企业推销产品的最佳手段。讲诚信是企业家最起码的伦理道德，这与中国文化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把诚信视为谦虚的前提，或者说，一个人是否谦虚，决定着你是否讲诚信和有没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创新。企业家具有敏锐的商业眼光，敢于承担风险，把创新视为自家的职责。许多企业家都失败过，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失败可能不止一次。他们所获得的财富是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承认和奖赏，是对他们所付出艰苦努力的酬谢，如熊彼特所说，“企业家和他们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与企业家比起来，政府因其财政资金使用的低效、过度管制和腐败的存在，不太可能在创新方面有较大且持久的作为，甚至可能成为阻碍创新的因素，如熊彼特所说，“它的职能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
责任。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敬业精神”。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之所以有200年的工业进步，主要是因为出现了秉持基督新教伦理的新型人类，这些人仿佛在遵行“神的召唤”。在他们的眼里，“赚钱”不再是养家糊口的问题，而是对上帝崇拜与否的问题，是能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的问题。韦伯把这种新型人类看做“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企业家”，强调的是一种超越“居家过日子”层次的精神追求，市场经济生生不息的源头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