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苏联打压揭发该事件的乌克兰作家、政治人物以及当地的富农阶层，在国际上也对饥荒的发生予以否认。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予以承认。如确定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为大饥荒受难者纪念日，成立国家记忆研究所，加大对“乌克兰大饥荒”的研究力度等等。
历史不单单是一种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同时还有重要的政治作用。为了达到分裂或破坏民族、国家之间感情的目的，一些历史描述被捏造出来了。
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案例最明显不过的就是乌克兰方面对所谓的“乌克兰大饥荒”地描述了。在苏联解体后，为了构建“乌克兰人”的民族身份，乌克兰必须要构建一个历史上的“假想敌”，来团结全乌克兰人，弥合乌克兰国内多个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由此，所谓的“乌克兰大饥荒”作为一个绝妙的靶子，被竖起来了。
20年代末，苏联开始了第一次五年计划。在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国际局势下，为了加快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苏联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从农业中提取剩余来发展工业，这就不得不在农村推行集体化来降低政府与松散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
苏联通过这个五年计划，迅速地从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发达的工业国，整个工业水平在欧洲都排得上前列。但由于长期在战争中走来的苏联缺乏执政经验，再加上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农业集体化运动，因此出现了许多工作上的缺漏，其后果可以用人道主义灾难来形容。
从1931年开始，苏联的农业出现严重的减产，但粮食的不合理征购仍在继续甚至继续加强，甚至收走了农民的基本口粮和种子粮。这极大程度上打压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到1932年初，浮肿病已经在乌克兰悄然流行。虽然苏联给了一些救援粮食，但这是杯水车薪的。
根据俄罗斯著名的农民史专家丹尼洛夫（1989）的研究统计，苏联大饥荒死亡人数为600万~700万，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损失最巨，死亡人数达到了300万~350万，这个数字基本被主流学界采纳认可。更夸张的一些数字则被政客挂在嘴边，如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认为，饥荒使得乌克兰失去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居民，其数量可能达到1000万人。
事后，苏联打压揭发该事件的乌克兰作家、政治人物以及当地的富农阶层，在国际上也对饥荒的发生予以否认。
客观来说，造成饥荒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苏联的许多具体工作方法也不值得肯定。这场灾害无疑伤害着整个苏联人民，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于乌克兰人民来说，饥荒成为了一个时代记忆。
在几乎整个苏联时期，有关“乌克兰饥荒”的内容被雪藏，人们对这个悲剧讳莫如深。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几乎只有西方媒体会涉及，且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几乎就是为了抹黑苏联而专门准备的。
许多的西方媒体根据部分叛逃的乌克兰人的描述，将乌克兰地区所发生的饥荒绘声绘色的描写成是斯大林等苏联高层密谋后诞生的的种族灭绝政策，旨在摧毁整个乌克兰人的精神和肉体，这样的言论背后往往能找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北美组建的乌克兰人社团，导致“种族灭绝”说的客观性很受怀疑。
到了八十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乌克兰大饥荒”的秘密被揭发出来。
这首先“得益于”美国等西方势力加大反苏宣传。如1986年，美国国会成立专门研究32-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委员会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并根据当时逃亡侨民的证词和部分学者的观点，直接将大饥荒定性为“斯大林及其亲信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
在此之前，将大饥荒描述成“种族灭绝”的说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民间和半官方的声音。而从此以后，美国官方站台“种族灭绝”说，注定了“乌克兰大饥荒”必将成为一种政治语言，被意识形态充分渲染，逐渐丧失了其历史本身的客观性。
反苏宣传画
随着苏联的“自由民主化”，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渲染。乌克兰一些地区出现了自发的纪念死难者的活动。随着档案资料的公开，被政府资助公开的研究也陆续开展。
1987年，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在“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乌克兰大饥荒”的发生，并允许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其进行研究。请观众们注意，尽管我们翻译成为“大饥荒”，但在原文的乌克兰语中，语义中有“用饥饿为手段迫人死亡”的意思在。
这是苏联内部打开的第一条缝，之后越开越大。1988年1月，带有官方属性的杂志《乌克兰历史》刊登了西方史学家詹姆斯·梅森的论著，引起了轩然大波，乌克兰人民的反苏情绪被点燃了。詹姆斯·梅森认为，“乌克兰饥荒”不是一个不明不白的偶发事件，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高层领导人密谋，旨在种族灭绝乌克兰人的一项反人类政策。
1989年3月，乌克兰“纪念碑”协会成立，这个协会带有明显的“境外势力”干预的影子，是欧美国家“和平演变”策略下的一个产物。这个协会带有明显的反苏、独立的特征，其宗旨就是为恢复独立的乌克兰国家历史鸣锣开道，其主要方法就是研究类似于“乌克兰饥荒”类似的历史上的“空白点”，以此来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这个以研究历史为名的协会在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上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积极地筹办并推动自发的“大饥荒”纪念活动，渲染反苏情绪。
随着苏联的解体，乌克兰的民族叙事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解释“我们不是俄罗斯人”，因此乌克兰官方必须构建“乌克兰人”这一民族身份，必须要加强对历史的回溯，以构建民族的“共同记忆”。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长期处在俄罗斯帝国的统治之下难分彼此，“乌克兰人”的民族叙事必须要从近现代开始着手。于是乎，“乌克兰大饥荒”成为乌克兰民族历史上最核心的一个历史问题。
1993年1月，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颁布了一个著名的总统令：《乌克兰大饥荒60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办法》，该方法将对乌克兰大饥荒的纪念活动纳入政府官方活动的范畴，并要求政府对该问题予以正式的关注。当年9月，克拉夫丘克出席了《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成因与结果》国际研讨会，在开幕式上克拉夫丘克直白的说：“有观点认为，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是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是要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种族大屠杀的行动，我完全赞同此观点。但是我不能完全对此做出定论。事实上，这的确是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大屠杀行动，但是幕后黑手却另有其人。”
乌克兰后来成立了一个专门大饥荒纪念委员会。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乌克兰当局曾试图将“乌克兰饥荒”是种族灭绝这一判断变成一个国际共识，这已经被十几个国家的立法机构承认。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予以承认。
乌克兰还试图“算历史账”，对那些曾经试图“掩盖”乌克兰饥荒的人进行清算。如乌克兰国会和许多社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撤销《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在1932年获得的普利策新闻奖。该记者曾经认为“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这是显然违背历史事实的，有悖于新闻伦理。
20世纪末21世纪初，库奇马和尤先科两任乌克兰政府加强了对“乌克兰大饥荒”的纪念活动。如确定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为大饥荒受难者纪念日，成立国家记忆研究所，加大对“乌克兰大饥荒”的研究力度等等。其中最“狠”的一个措施，就是2006年11月尤先科总统执政时期，乌克兰将“大饥荒”定性为针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入法，若公开否认这个事实就是对大饥荒死难者几年的侮辱和乌克兰人民尊严的伤害，属于违法行为。这无疑是窒息了“乌克兰大饥荒”进行理性讨论的空间。
事实上，“乌克兰大饥荒”能否被定性为一项种族灭绝政策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俄罗斯方面的观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几乎是与乌克兰同步开始对1932-1933年的饥荒事件的研究，并连续召开了数个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性也很明显，就是和乌克兰方面进行辩论。如2007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主题直接就叫作“1932—1933 年大饥荒：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还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悲剧”。
对于同样反对苏联的俄罗斯来说，对于1932-1933年的饥荒事件几乎是持批判态度的。俄罗斯方面的基本观点有两个，一个是1932-1933年的饥荒事件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这点和乌克兰方面的认知相同，但另外一个观点就稍显不同。
俄罗斯方面认为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导致整个苏联的农业都遭到了破坏，饥荒是蔓延在整个苏联的，而并非是单单在乌克兰的。只不过，因为乌克兰是主要的产粮区，拥有数量最多的农民，所以饥荒导致的死亡问题集中于乌克兰而已。对此，乌克兰方面的一种说法显得特别“有趣”：“在乌克兰的大饥荒是明确地消灭乌克兰人民的行动，在苏联的其他地区，饥荒则是由经济社会学引起的。”
前文所提到的尤先科总统在06-08年大打“乌克兰饥荒”牌，目的就是进一步的脱俄入欧。俄罗斯对于乌克兰想要加入欧盟、北约的倾向非常敏感。因此，俄罗斯方面也在这方面予以反制。如在2008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就颁布了“纪念20世纪30年代苏联境内饥荒死难者”的法令，该法令不仅承认“75年前发生在苏联境内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的悲剧事件”，但同时也指出该事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种族灭绝的特征”。
尤先科总统
梅德韦杰夫总统在当年11月专门发表讲话，澄清大饥荒是苏联时期“我们共同的灾难”，而不是所谓的种族灭绝政策，乌克兰方面的说法明显是一种政治投机，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北约靠拢。此后，俄罗斯外交部也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并指明乌克兰是在伪造历史。
证明乌克兰方面将大饥荒问题政治化的还有一个例证，就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副议长斯利斯卡曾经在基辅被问到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俄罗斯什么时候为其在乌克兰的饥荒中所扮演的角色道歉？
图穷匕见，大家看明白了吗？斯利斯卡不得不回答道：“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让俄罗斯为所有的事情道歉呢？那些是施政者的政策不仅仅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了苦难，同时也给俄罗斯、白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以及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都带来了苦难，而这些事实仅仅留在了历史教教科书、机密文件以及会议记录里面。”
乌克兰将历史问题政治化，明显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导向，进一步实现其“脱俄入欧”的战略目的。将“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捏造成针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明显是在用一种阴谋论的思维去审视整个历史，将碎片化的史实绝对化。虽然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欢迎，但并不被全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史学界认可。
观察有关乌克兰饥荒的记忆史可以发现，乌克兰饥荒是在90年代后才被渲染成为“种族灭绝”政策的。这明显违反了客观的历史事实。正如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扎依采夫（2008）所认为的那样：
毫无疑问，他们（西方战略家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努力在俄罗斯策动“白桦革命”。而大饥荒则是他们达到目的的一个工具 。
这并不是说1932年到1933年发生的大饥荒是假的，我们当然应该记住这一场人为因素占到很大成分的灾难，也应该想方设法的记住死难者，留下创伤记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应该用政治的意图渲染历史事件，这是消费死难者，对前人的不尊重。
对“乌克兰大饥荒”的政治化主要集中在十年前，虽然在尤先科总统之后的乌克兰总统没有再拿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但纪念日和一些持续性的宣传活动，无疑给俄乌两国人民造成了不必要的情感割裂。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