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40年开始,印尼连续两个多世界爆发多起大规模的屠杀、迫害、排斥华侨华人的暴力行为。苏哈托对印尼的独裁统治长达三十二年，在此期间,华人被排斥、被打压甚至暴力,已经司空见惯。印尼现代几乎所有的重大排斥华人事件都发生在苏哈托时代。由此可见，苏哈托政对华人的高压政策。苏哈托政府甚至多次颁发法令,要求印尼华人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名换姓,改用印尼化的姓名。许多华人企业家纷纷响应总统号召,慷慨解囊。
众所周知,美丽富饶的“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有2.7亿人口,其中5%是华人,约1200万。自公元924年，中国人开始作为侨民定居印尼以来,华人在印尼迄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华人大规模涌入印尼，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由于战争和动乱，他们离开中国前往南亚。最开始到达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呆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再辗转去往印度尼西亚。
壹：印尼华人几百年的血泪史
当时，在印尼的华人不喜欢说自己是中国人，大都数时候说自己是马来人或者新加坡人。在十九世纪印尼当权者的高压下，大都数印尼华人已经不会说中国话，和看不懂中文。
在十八世纪，去往印尼的印度人和华人数量大体相当，殖民统治者当时评价印度人：“服从”，而评价华人：“隐忍。”印度人在劳作到期了基本都选择了回国。而华人攒够一定资本后，会购置一片开荒地，安顿下来后，一有机会就尝试做生意。华人在南亚逐渐开始展露做商人的天赋。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印尼的华人也具有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印尼华人人数比例虽然仅占印尼全国人口的3%,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都在从事私人经济活动。
在荷兰殖民印尼之前，华人和印尼当地人基本能够和睦相处。荷兰殖民统治后期，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荷兰人利用华人经商天赋，鼓励华人经商、建厂，华人群体在那时开始变得富有。在当时，印尼民众为生存需要，常常借取“高利贷”，机构要获得荷兰人颁发的执照才能发放贷款，荷兰人为获取最大利润，牌照基本都会颁发给个别华商。自那时起，华人和印尼当地人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印尼开始有民众视华人为剥削者。
自那时起至上世纪九十年代，针对华人的暴力行为就没有停止过。
从1740年开始,印尼连续两个多世界爆发多起大规模的屠杀、迫害、排斥华侨华人的暴力行为。
最严重的时期发生在1967年以后，靠军事政变手段上台的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军事独裁统治印尼三十二年,一直在利用华人的生命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所谓反对共产的“清洗”浪潮中,就有50万名所谓的“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以上的华人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
苏哈托对印尼的独裁统治长达三十二年，在此期间,华人被排斥、被打压甚至暴力,已经司空见惯。印尼现代几乎所有的重大排斥华人事件都发生在苏哈托时代。由此可见，苏哈托政对华人的高压政策。
苏哈托执政后,曾经下令以“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华”,在身份证上把印尼居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华人自然而然被归为非原住民,通过在身份上的差异排斥华人。
从1966年起,苏哈托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斥华人的法令法规。苏哈托政府甚至多次颁发法令,要求印尼华人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名换姓,改用印尼化的姓名。
在苏哈托当政的数十年内,苏哈托政府一直在极力排斥和压制中国文化,包括对使用中文名字和中文的限制。即使有的华人已经是第九代移民,他们仍然不能得到和当地居民同等待遇。
在印尼，华人掌握着大部分的贸易经营活动，由于对华人群体长期打压，印尼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在上世纪70年代，印尼的人均GDP长年在几十美元徘徊。
苏哈托政府不得不实行经济改革，对华人经济由过去限制的政策，改为利用和限制并行的方针。在那之后，印尼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印尼华人经济尤其是华人大企业集团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了印尼国家的经济建设。
印尼政府在对华人采取全面同化的同时,对华人经济采取鼓励、利用、限制的政策,利用华人的资金,和其在国内制造业、开矿业、化工业、林业、金融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力量,有效地推动了国民经济车轮的运转。苏哈托政府对华人的经济政策得到了广大华人特别是大财团的拥护。可是由于印尼社会贫富悬殊所引发的诸如对华人的不满、暴力、歧视和诋毁,依然使得华人忧虑不安。
贰：华人是否控制印尼经济？
印尼担心“华人控制印尼经济”的论调一直没有停止过,印尼社会关于贫富不均和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问题的争论一直是沸沸扬扬,其焦点是印尼华人到底是否控制了印尼的经济？
关于这个问题,印尼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大量的调查研究,其结论是:
1、国家资产是印尼经济的主体
根据1981年印尼对国内最主要的70家银行的统计,其总资产为12万亿盾(印尼货币名称,1美元约等于2100印尼盾),其中国营银行占85%,外国银行占6.5%,私营银行占3.5%,而华人财团所属银行只是私营银行的一部分。
印尼经济资料中心主任克里斯蒂安托·威比索诺在1980年曾对200个外资企业和国内资本企业进行了一次长达10个月的社会调查并写出《外国和国内投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在外国投资企业25亿美元的总额中,国家资本占9.24%,原住民私人股份占12.7%,非原住民阶层股份占9.7%(不到国家资本和原住民股份总和的一半)；在国内投资的2.4亿美元总额中,国家资本占58.75%,原住民私人资本占1.2%,非原住民阶层股份占26.95%(约是国家资本和原住民阶层资本总和的三分之一)。
在印尼全国资产中,国家企业占60%,而华人企业仅占25-35%。上述资料表明,在印尼经济中,国家资产雄居首席,是无可置疑的主导力量。
2、非原住民财团,主要是一些华人财团资金雄厚,取得了某些行业垄断权或最大经营权。
据有关方面1990年的统计,在印尼现有的200家私营大企业中,有163家为华人经营。在印尼110家私营银行中,华人财团占90%,全国80家私营保险公司和48家私营租赁公司中,华人财团股份占85%。印尼股票上市的公司有10余家,其中80%是华人财团的公司,其所吸纳的社会资金为35亿美元,相当于印尼1990年收支预算额的五分之一。占印尼全国人口3%的华人,却拥有印尼国内私人资本的75%。如林绍良、谢建隆、黄奕聪、李文正等,都是东南亚乃至世界上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和金融家。
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印尼华人的经济实力:一是应政府的号召,印尼私人企业(主要是华人财团)在国家“四五”建设计划所需投资1452000亿盾中承担了其中的45%,约666000亿盾,而在“五五”建设计划中则增加至1316000亿盾,占投资总额2391000亿盾的55%;二是在新加坡、印尼巴淡岛和马来西亚柔佛州“增长三角”经济区的建设中,许多项目都是华人财团承担的。苏哈托总统1993年6月28日在印尼茂物接见国内合作社官员时明确指出:“印尼经济将永远不会被少数大企业控制。我之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按照条例办事的政府,对经济掌握着足够的控制权”。
综上所述,印尼华人虽然经济实力不菲,但尚远远谈不上“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
叁：印尼政府“均贫富”的政策
华人一直担心政府“均贫富”的政策损害华人的经济利益，贫富差别并非只是印尼一国的社会问题,而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棘手的现实间题,只不过是程度各异、悬殊大小不同而已。该问题的形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
印尼政府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已采取一些措施以谋求逐步缩小贫富差别。除要求增加大企业赋税和增加国内投资、推行“义父制”(像义父对待义子那样,帮助弱小企业发展经营)外,1991年3月4日,苏哈托总统亲自召见了以林绍良为首的31名大企业家(其中29位是华人),号召大企业家再向合作社出售股份，并不加贴水,向合作社贷款,使其在5-10年内分阶段购入私人企业25%的股份。许多华人企业家纷纷响应总统号召,慷慨解囊。在当时,华人大财团属下的108家企业已拨出价值为1620万美元的股份让给全国各省不同类型的合作社。
虽然政府和华人财团共同为缩小贫富差别做出了努力,可印尼社会舆论界仍然存在着“华人个个是富翁”的错误看法。要求调整对华人的经济政策、增加对华人富商的税收、减少对华人经营项目的国家银行贷款、阻止华人财团在国外投资以防止资金外流等的呼声此起彼落。这些偏激的看法和过激的要求,只能使得曾深受动乱之害、本来就有疑虑心理的华人更加忐忑不安,担心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对华人采取更进一步的“均贫富”措施.以致损害华人的经济利益。
可以说,华人财团在印尼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未来经济建设中也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这一点,绝大部分印尼华人是心中有数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华人的生活已经融进了这方美丽富饶的土地,他们与印尼各族人民相濡以沫,与国家的荣辱兴衰、休戚相关。岛国的山水养育了他们,而他们也愿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为国家的富强和其他民族的富裕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是,因为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使得他们在作为国家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心里会显得不踏实，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有点瞻前顾后、小心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