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制造业，非私营单位，以及私营单位高技术含量的工种，也能达到统计数据中八九千的“高薪”。总而言之，别说月入过万，月入5000块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都不算低收入。预计2023年将达到1174万。当下的Z世代的毕业生，其父母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至于Z世代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达到“二里挑一”、甚至“三里挑二”。但是，两代人的“认知差”存在，Z世代背负的社会期许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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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机构做了这样一个调研。
调研结果显示，63.4%受访的专科毕业生，月薪在5000元以下。
而月薪过万的，不到5%。
同时他们还采访了复旦大学一位专家，专家是这么说的：
在职场中，专科学生的确面临着所谓“第一学历”的歧视，建议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破除学历歧视门槛，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宽专科生继续深造的渠道，打破专科学生的职业发展“天花板”。
这些话乍一听，挺有道理。仔细想想，挺让人焦虑。
而实际上，焦虑不仅弥漫在专科生群体。
伴随着“互联网大厂裁员潮”的消息，焦虑，也逐步蔓延向更高学历、更高学位，以及名校生。
网上经常能看到此类消息，“本科生去富士康流水线干作业员”、“清华毕业去当保姆”，“985硕士去当保洁”，“985博士去二本当辅导员”，“博士硕士扎堆小县城”.......
这些高传播性的内容，有相似的特点，都是以高学历、低收入作为对比，在短时间内给人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不过冲击过后，就是焦虑。除了焦虑，还是焦虑。
那真实的状况，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拿这次63.4%专科毕业生月薪在5000元以下来说，显然，大量专科生“收入低”是新闻出圈的爆点。
但这个“低”，并不是这一两年突然变得这么低。不管你之前有没有注意观察，低收入的人群，一直都有很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2021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显示，我国月收入为1000元以下的有5.6亿人，为极低收入群体；月收入为1000-2000元的有3.2亿人。
这两个人群加起来，多达8.8亿，占总人口的63%。
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来看，2021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平均到每个月是39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931元，平均到每个月是1544元。
对比10年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7元，农村仅8389元。这10年，已经翻了一倍，达到历史新高。
客观上来说，月薪5000块，已经比城镇平均收入高25%以上，并不是拿不出手的“低薪”。甚至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高薪”了。
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五六亿人月收入1000元以下，是被平均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数量庞大的没有收入的老人、小孩、学生。
这句话，也确实有一定道理。
那么，真正的“劳动人口”，就业和收入状况如何呢？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的统计显示，从20个大类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比看，农、林、牧、渔业是唯一一个就业人口占总人口超过两成的大行业，占比20.6%。
制造业以18.1%的占比位居第二；排名第三的，是批发和零售行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14.1%；第四名建筑业，为11.3%。
光是排在前四位的，就占到了近63%。
农林牧渔主要是第一产业；制造业、建筑业是第二产业；批发和零售属于第三产业，却也是相对“古老”的第三产业。
可见，直到今天，国内承接多数人就业的行业，并非高新技术领域。而是事关柴米油盐肉蛋奶、穿衣、居住的民生领域。
这些民生领域的薪资，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
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相对前一年增长了10.9%的情况下，每月收入才达到4485元。
注意，这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老家，这些都是很体面的工作了。
至于制造业，非私营单位，以及私营单位高技术含量的工种，也能达到统计数据中八九千的“高薪”。
至于普通的私营工厂，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不过，真实的收入状况，大家点外卖时可以问一下那些从工厂出来跑外卖的小哥。
从一些流水线工人的视频博客晒图和评论区互动来看，月薪三四千的，也不在少数。
至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建筑行业从业者，据统计，平均月薪大概是6313元。
不过，在一般的工地，没有双休、五险一金，每天搬六七八袋水泥，每月只能拿到4000块的普通工人，也大有人在。
至于第三产业的批发和零售从业，主要集中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南部沿海。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靠近港口，商业氛围浓厚，经商群体庞大。且形成了当地的圈子文化和一定的准入门槛。这是就业规模排名前4的人群中，收入最高的一群人。
城镇非私营单位批发和零售从业，平均月收入达到8977元。
我个人甚至觉得，这个群体的收入有点被低估了。毕竟，南方的生意人，长期以来都是各地公认的“有钱人”，月收入竟然也不过万……
总而言之，别说月入过万，月入5000块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都不算低收入。尤其是除了东南沿海以外的广大中西部地区。
那么既然低收入人群这么多，为什么今年这一波大家都很关注呢？
首先，这几年，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不断刷新，短期内，就业压力增加。
2020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达到874万；2021年909万；2022年是1076万。
预计2023年将达到1174万。
按照一般毕业年龄22岁计算，最近几年毕业的学生主要是出生在千禧年前后，也就是“Z世代”。
这代人，幼年时期，经历了2001年的入世，经济快速发展；童年时期，经历了2008年之后以地产为代表的财富增长；2010年之后，见证我们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耳闻目睹一代代人在时代浪潮中，靠知识、靠技能改变了自身命运。
其次，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不论父母再开明，独生子女天生就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承担更多压力。
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中提到，在过去，一般家庭只会把有限的教育投入尽量倾斜给有学习天赋的人，把有限的经商资源投入给适合经商的人，脑力实在不行的，继续种地。
不论是家里孩子考中，还是把生意做大，都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改变命运的可能。而干农活的孩子，负责给全家托底。
在过去，家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只承担了1/N的家庭责任，每个人也都有天然的“躺平空间”，自己干不好，可以推说“还有老大呢”、“就看老二了”……
现在，家庭责任还在，孩子只有一个。不论父母多开明，但人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所赋予子女的家庭责任没有变化。
更麻烦的一点是，高等教育的稀缺度，一年不如一年了。
稀缺度，具体还是要通过人口比例来体现。
2000年毕业人数是107万，2001年是115万，2002年是145万。到了2003年，才突破了200万。
而当时的毕业生，主要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
1980年，出生人口是1787万，次年就超过了2000万，到了1987年达到2529万。根据毕业数据来算，那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足1/10。
2000年，出生人口1771万，此后一路下行。这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1/2。
高等教育稀缺性，可想而知。
并且，这其中存在一个天然的“认知差”。
当下的Z世代的毕业生，其父母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人。
不论Z世代的父母是不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他们那一代人都见证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有优越性的。这些人一毕业，就是“十里挑一”的社会人才，就更容易获得稀缺、高薪的岗位。
至于Z世代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达到“二里挑一”、甚至“三里挑二”。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抓一大把。
Z世代高等教育毕业生视野范围内的同龄人，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是没有父母一代的“优越感”，本来也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两代人的“认知差”存在，Z世代背负的社会期许还在。任何一点负面新闻，都可能放大Z世代毕业生的焦虑。
这几年，我们看到，有不少人甚至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把当下的就业焦虑归咎于大学扩招。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20年前的一个历史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为什么能够快速承接美国等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
众所周知，是人口红利。
但是，不论是印度，还是非洲、东南亚，人口数量、人力成本的优势都不亚于我们。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
这一切，要从1985年讲起。
这一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搞经济，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同时，小平同志还指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并在多次会议中强调，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于是，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简称“普九”）。
要完成“普九”的目标，立法保障是前提。可是，法规该怎么写，写什么，可行性如何，执行优先级有多高？
一连串问题，一个比一个棘手。
最大的困难是经费。
制定《义务教育法》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普九”是否全部免费？
当时项目负责人柳斌算了一笔账，除了学费，按照当时标准，每年全国中小学生仅杂费就高达6亿元左右。
对于1985年的中国来说，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但“普九”是个硬指标，必须要执行下去。于是，经过全国人大讨论后，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案：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费，但收取一部分杂费，用于学校办公用品、水电等日常支出。
而这一政策，一启动，就是全国普及。
正如柳斌所说，“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办这么规模宏大的义务教育，确实是举世无双。全国都在为筹措义务教育经费而努力奋斗, 并且奋斗了几十年。”
1985年到2000年的15年时间里，我国筹款达数千亿，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也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我们全民受教育水平由1985年以前的人均4.3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8.1年。
中国从提出义务教育法，到全面普及只用了15年，只用了美国时间的1/4，法国的1/6。
直到今天，印度成人文盲还高达2.87亿，占总人口1/5以上。非洲文盲率参差不齐，其中尼日利亚文盲率高达80%。
快速、全面普及教育，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供应了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才真正开始显露。
正是这些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产业工人，让“中国制造”走向了世界。
这些年，国内一直有人觉得“世界工厂”不体面，甚至以此来调侃。这些人，大概率是没有体会过当时经济的困难。
1980年中国总人口9.87亿，农村总人口7.96亿，80%人口都是农民。当时，人均GDP只有500元，世界排名140名开外，低于印度以及非洲多数国家。
可以说是，人均贫困户。
到了2001年，人均GDP就达到了8700元。2021年，则达到8.1万元。
如果不大力普及教育、抢着承接低端制造业，中国很可能被长期禁锢为农业国、资源输出国。更不可能在短短40年，突破一道道技术封锁，成为“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听起来不好听，却是靠高质量劳动力堆出来的。甚至说，一定的“人力资源冗余”也至关重要。
正如很多人一直疑惑，在工厂拧螺丝需要小学、初中学历吗？
只开一家工厂，或许不需要。要开1千家、1万家，真的需要。
比如，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之前的1984年，张瑞敏接管青岛市电冰箱总厂时，定了13条厂规。其中，第一条就是著名的“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除此之外，还有不准哄抢工厂物资、不准打架骂人等等。
劳动力综合素质如果不能超过工厂需求，工厂规模就不可能扩大。外资不可能来投资，就不可能大量承接全球工业。
这也就是印度、非洲、东南亚等至今无法取代中国工业地位的重要原因。
回到现在的问题，当下的毕业生为什么容易焦虑。
主要原因，是过去40年的教育投资，产生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而短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抢”到足够多适合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干的工作。
这就导致了越来越明显的“人力资源冗余”。
并且，由于我们的教育普及速度远超欧美，导致Z世代和他们的父母短短两代人之间就存在天然的“认知差”。
但是，全球的产业，也是金字塔式分布，越高端工作岗位越少。高端制造业的典型国家，德国，制造业工业总量只有550万，日本也不足1000万。
即使我们把德国、日本的工业全部“抢”过来，也不够。
而关于全球IT服务、文化产业、金融等收入更高的第三产业的抢夺，我们还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优势。
别说遍地硅谷、好莱坞，甚至还没有实现遍地班加罗尔、宝莱坞。
我们前几天提到的英国，3/4的就业在金融，这也是绝对的高薪行业，目前我们也只是远观。
因此，可以说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的焦虑，主要在于，明明具备了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劳动素质，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高薪岗位。
尽管华为、tiktok、原神等公司在国内外都有非议，有过挫折，但是，他们都是“抢肉吃的狼”，这样的企业应该多加鼓励。
而以我对读者留言的观察，保守者还是不少，不少人还是认为我们的年轻人的能力只能在“世界工厂”里挥洒汗水，认为我们必须遵守既定秩序才能再度迎来高速增长。
客观来说，可能性很小。英美德日等国不可能把全部高薪岗位拱手让给我们。
即使们全部“抢”过来，恐怕也不够……
粗鄙点说，目前，我们处在一进可“抢”，退可“苟”的抉择期。“抢”能解决长期问题，但也很难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当下最要紧的，恐怕还是如何“苟”住。
因此，有句话虽然残酷，但可能更现实：
“我们的年轻人要接受自己是普通人，我们的社会要接受并帮助年轻人‘向下兼容’。”
不得不说，Z世代的父母辈“向下兼容”的能力挺强的。
过去几年，由于疫情，房地产、餐饮、家政等行业受到影响，不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只能回到乡下。
2021年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达到1.7亿人，这个数量级一旦突然回来，农村能否接得住？
今年7月20日， 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截至6月底，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率为90.7%。
大城市待不了，可以先“苟”在县镇。
由于县镇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养老托育，都可以作为择业的选择，目前有55%左右农民工在县域内就业。
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仅没降，甚至还涨了4.2%，妥妥做了一回经济的“逆行者”。
我们前面提到，农林牧渔、制造业、批发和零售、建筑业，等相对传统的行业长期吸纳了六七成的就业人口。
过去这些行的主要从业者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的“大多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承担的；如今这些行业依旧可以吸纳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中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人社部数据显示，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是“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预计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
农林牧渔更是所有行业中年轻人比例最低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比只有大约13%。
盲目鼓吹“向下兼容”大有作为，属实是扯淡。但是，在短期内“抢”不出明显成果的当下，盲目放大焦虑，于国于民没有丝毫好处。
只能说，只要大家愿意“苟”，还是有大把能“苟”的机会。
尾声
有人会说了，连博士生都“降低身段”，去中学和街道办了，985毕业生都扎堆去县城了，我们的高端人才是不是饱和了？
顺应大众情绪来说，饱和了。而从实际情况来说，数量还不够。
截至2019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88.03万人。2020年被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尚未公布，但估计在6.5万人左右。如果加上这6.5万，那到目前为止，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约有94.53万人。
按14亿人口计算，那么中国博士占人口的比重为万分之6.75，远低于主流发达国家水平（美国1.04%）。
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阵地，我们的高等教育人才，要打的仗，还有很多。
具体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写出：
掀起攻克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大浪潮。
其中重点攻关的科研领域包括以下七大项：
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与健康、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
要知道，2021年，国内房地产业占GDP比重为6.78%。17%是一个很高的比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研发投入方面：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引入更多人才。
这些领域的研发必将带动以下相关产业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航天海洋装备。
这些领域的从业者，就是负责去“抢”的勇士。他们每抢下一个领域，就能带动一片。
因为，制造业中为最终生产制成品的每1个全职工作，会在非制造业中创造3.4个全职同等岗位。
而最终制成品的制造业增加值每增加1美元，经济中其他地方的增加值就会增加3.6美元。
因此，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之所以焦虑，还有个原因就是，眼看未来将来，就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来，此时去“苟”又不安心。
在这样人心波动的年代，我们应该给勇士们更多物质和精神鼓励，也应该给“欲苟未苟”的年轻人更多的耐心和理解。
话又说回来，不论他们复读、考公、考研，还是积极准备工作转型，哪怕是送外卖，都好过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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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互联网大厂裁员潮后，多家公司恢复内推：“现在的简历数量比年后金三银四还多”》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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