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可见，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杨虎城虽然是剿匪总部要员，可是对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提倡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非常不满。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Ο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那么，杨为什么会提出挟天子令诸侯的建议呢？
杨虎城虽然是剿匪总部要员，可是对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提倡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非常不满。面对外敌入侵，可是国民政府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内斗上，这让杨虎城非常不满。可是蒋介石对剿灭共产党的态度非常坚决，用寻常手段是根本不能改变的。
于是，以兵谏方式促使蒋介石低头，就成了杨虎城与张学良努力的方向。
而另一方面，中共也积极和杨虎城联络。杨虎城身边其实有着一大批共产党员，他们，也是西安事变能够实现的重要力量。
共产党要员王炳南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
也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获得安全后，派出刺客将杨虎城杀死（文，杨天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