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洪承畴，因叛明降清而成了为人不齿的贰臣。但有了羞耻之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拥有耻德。我们探讨耻德问题，必须首先对耻的缘起及其价值评判标准进行审视和界定。耻感的萌生，表明人类已经初步具备了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意识。这种非情感性，即表明了人的某种理性，而这种理性则集中表现了人的道德自觉。这种理性因素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关。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是因为耻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
明末清初的洪承畴，因叛明降清而成了为人不齿的贰臣。据说，有一年过年，他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诗书传家久，礼义继世长。”不料，第二天却发现对联被人调换了。那新换的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下联为“孝悌忠信礼义廉”。洪承畴一见，顿时气得暴跳如雷，急火攻心，随即大病一场。
一副对联，为何有如此的杀伤力?原来，这是一副掐尾联，上联暗含“忘八”，下联隐喻“无耻”。古有八德，“忘八”即忘却第八德——耻，也是无耻的意思。当时人就用这副对联，来斥责洪承畴叛国投敌、卖主求荣的无耻行径。
人人皆有羞耻之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体会到羞耻之心的存在，如做了错事，受到责罚时，会感到一种羞耻。
但有了羞耻之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拥有耻德。我们探讨耻德问题，必须首先对耻的缘起及其价值评判标准进行审视和界定。
作为八德之一的耻德，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从文献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耻已有一些论述，并提出了“行己有耻”的命题。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对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诠释，使耻真正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范畴。但是，耻意识和耻观念的出现要更早。
“耻”，原本写作“恥”。《说文解字》解释“恥”：“辱也。从耳，心声。”从字形来看，耻是一个会意字，原义主要是表示一个人有闻过和行过而心生惭愧的情感状态。当原始人类知道用树叶或兽皮遮蔽隐私部位的时候，耻的意识就开始萌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衣”代表了人类的道德自觉，可以说是人脱离动物界的重要标志。
耻感的萌生，表明人类已经初步具备了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意识。这是因为，耻感实际上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自我判断，即当意识到自身行为之非、恶、丑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羞愧的情感。《六书总要》释“恥”曰“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感。
古人最早谈耻，是将耻与人的过失相联系。《周礼》中说：“凡民之有袤恶者，三让而罚，三罚而士加明刑，耻诸嘉石，役诸司空。”意思是说，凡民有邪恶的，三次谴责如果不改的，就加以挞罚;三次挞罚仍不改的，就要交由司寇施加刑罚，让他坐在嘉石上羞辱他，再交到司空那里罚服劳役。人们认识到了过错，才会有所愧疚;有了这种愧疚之情，才有了道德的自觉。
在西方，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术》中，也将“羞耻”界定为“一种与坏事相关的痛苦或不安”，并列举了懦弱、不检点、吝啬、卑贱与谀媚等五种与耻有关的情感活动。
耻是一种社会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关注他人评价的结果。一个人只有通过社会交往，或者人在社会中，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才会产生相应的耻感(道德自觉)。由此，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道德良心，从而实现对自己行为的不断约束和完善。
虽然耻首先表现为人的一种情感，但透过人的这种情感体验，我们发现，在这些耻感的背后，潜藏着一种非情感性的因素。这种非情感性，即表明了人的某种理性，而这种理性则集中表现了人的道德自觉。也就是说，耻感的生成，离不开人的理性因素作为支撑。这种理性因素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关。
宋代学者朱熹说：“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这里强调“人有耻”，即指一个人做人行事，要有知耻之心，要能够比德上进，即要有耻德。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是因为耻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而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耻德，才知道有所不为，才明白见贤思齐，比德迁善，才能够循礼而动，畅行天下。
明儒顾炎武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行己有耻”是一个社会人重要的立身准则。(宋立林 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