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帮秦国兴修水利的意图，确实是为了拖累秦国而让韩国得以苟延残喘，这一主观意图，不容否认。不过，李斯的进一步论述，也还说得过去。可以说，这是借反对一概逐客的教条主义的显而易见的失误，来达成反对逐客令本身的目的。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詹丹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列“李斯”专篇，其中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举出的例证，就是《谏逐客书》中的段落。早在《文心雕龙》中，刘勰称赞李斯的《谏逐客书》，认为“李斯之止逐客，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对于李斯的“华辞”，笔者另有讨论，这里举出刘勰所谓的“善说”，从李斯该文论效果而不论动机的角度加以简单讨论。
李斯写逐客令的起因，是当时秦国吞并六国的气势已经让对手无法招架，所以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去劝说秦国兴修大的水利工程，目的是为了用这样的大工程转移秦国的人力物力，拖累秦国，从而延缓兼并其他诸侯国的步伐。这一意图暴露后，让一些受客籍人士侵犯利益的秦国贵族抓住机会，大肆炒作，劝秦王下逐客令，赶走非秦国的一切客籍人士，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自然也在被逐之列。
郑国帮秦国兴修水利的意图，确实是为了拖累秦国而让韩国得以苟延残喘，这一主观意图，不容否认。即便李斯到秦国，为秦国出谋划策贡献不少，其主要目的也是看到秦国当时的强盛，觉得在秦国可以为自己的建功立业获得更好发展机会，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待遇。这样，不论是郑国为韩国还是李斯为自己，其行为的主观意图都未必仅仅是为了秦国的强盛，但行为的客观效果，又确实给秦国带来了强盛，这曾是许多客籍人士带给秦国的实际贡献。所以，避而不谈客卿的主观动机，只谈君王对客的利用而发挥出的客观效果，成了构思《谏逐客书》内容的基本定位。正因为人的主观动机即使相当纯正也难以得到证明，而受他人攻击时又很难加以反驳，所以李斯干脆避而不谈，包括引发事端的水利工程专家郑国、也受该事件牵涉的自己，都一概回避，似乎把自己置身于事外，就秦王的立场来谈秦国用客的客观效果，这就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把可能弱化论证的主观性动机的讨论暂时悬置了。
也许李斯自己也清楚，人被指责动机不良是一个道不清说不明的问题，是很难辩驳的，所以传说他后来妒忌同学韩非得到秦王的赏识，就是以韩非为韩国公子，是“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的动机问题，劝秦王将韩非下狱，终于害死韩非。虽然此传闻表明李斯为人的自私，但由此反证了，他是深知用动机来攻击人很难辩诬（当然，韩非作为韩国公子的身份也容易让敌国生疑），所以在《谏逐客书》中，他干脆就略而不谈了。
也正因为在《谏逐客书》一文中，他基本回避了对人的主观动机的讨论，这就给他论证的展开，留下了一个潜在的逻辑破绽，需要进一步弥补。
他在展开论述中，铺排罗列秦王对诸侯国的珍奇物品一概吸纳而对客籍人士则一概排除的行为，非议了秦王重物不重人的主次颠倒，所谓“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但这样的结论，其实是流于泛泛，会留下被反驳的余地。
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与物之被人支配、被动使用截然不同，所以，对物可以一概吸纳，使用起来无需顾虑；倒是对人，因为来自别国，就需要在忠与不忠间加以甄别，这就无法让国君放心使用。这种区别对待，认识到人与物的不同，不一定就是轻视人，而恰恰是重视人——重视人不同于物的特殊性。不过，李斯的进一步论述，也还说得过去。正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由此带来的差异性，使得忠与不忠都存在可能，这样，一概地、绝对地逐客，就成了问题。“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李斯这样写，似乎就不是在简单地反对逐客，而是在反对逐客令的教条主义。这仅仅在逻辑上说也是成立的，从而又一次绕开了讨论中可能引出的主观动机问题。可以说，这是借反对一概逐客的教条主义的显而易见的失误，来达成反对逐客令本身的目的。而客对秦国、秦始皇也可能忠诚的态度，在结尾部分用一个不言而喻的类比，代替了本来需要的证明，而且又是以人的愿望而不是事实来说明这种忠诚，让心理的回归心理，所谓“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这样的论述，又把需要证明的问题“巧妙”搪塞过去了。
需要说明的是，李斯在《谏逐客书》回避客卿的动机讨论，固然是一种策略，但不意味着动机问题本身不重要，因为这跟人性、人格紧密关联。即以李斯论，他固然为秦的强盛、为统一天下作出巨大贡献，但其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之心，使得当他处于个人利益和正义之心无法协调的秦二世时代，他还是转求自保，放弃进谏，向荒淫无道的皇帝竭尽阿谀之能事，在向二世上书时，居然说，“明主灭仁义之途，绝谏争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让后人读之惊诧不已。王夫子在《读通鉴论》中感叹此话是“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他认为实在是秦二世过于昏庸和愚蠢，才能照单全收这番话，换成秦始皇，即使那么骄横强势，听到这番有悖常理的话，一定会对李斯谴责的。不过，李斯能说出这种惊世骇俗的话，王夫子给出的理由就是“畏死患失之心而有所不避耳”。贪生怕死又担心失去自己享受的荣华富贵，这时候，当初入秦动机中本来就有的极端自私一面，就彻底暴露了。而如此聪明的他，却被阴谋家赵高玩弄于股掌间，就是因为他被赵高看透了内心的自私、他的贪生怕死、他的患得患失。自私成了他致命的软肋。他最终也没保住自己，个人落得遍受五种刑罚，连带被灭三族的结果。临刑前，与儿子相对痛哭，感叹已经不能够像当初那样在家乡上蔡做普通人牵小黄狗去打猎，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格外显眼的那种患得患失心态，至死不变。这是做人的悲哀，也是历史的悲哀。（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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