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也引发了质疑。当地时间2019年4月2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的目的是离间欧洲。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态度更加激进，将欧盟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质疑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长期承诺。在欧洲人竭力应对身份、官僚主义和主权等基本问题时，美国决策者无论其政治血统，都需要深入了解并反思目前跨大西洋裂痕的根本原因。
【编者按】
4月4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成立70周年，相比此前50周年、60周年的纪念，此次的纪念活动异常低调。同时，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也引发了质疑。北约目前也确实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呈现离心倾向，西方媒体将北约的危机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媒体甚至认为北约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美国问题”——特朗普把国际组织视为多余。
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显然影响北约前途的重要因素，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认为美欧关系正如大陆板块破裂般发生漂移，他对美欧关系的看法或许是我们观察北约未来的前途的一个角度。
当地时间2019年4月2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东方IC 图
地球的大陆板块破裂，并最早在数亿年前开始漂移。任何到访欧洲诸国首都或者留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所在的华盛顿发生的事件的人，如果联想到另一次板块构造变化正在发生，那是情有可原的。
美国的“家长式作风”
当然，大西洋两岸互不信任并不是新鲜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划分“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做法就引发了争执，后者主要由那些更热衷于追随美国参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拉姆斯菲尔德的目的是离间欧洲。
现在欧洲必须与另一个名叫唐纳德的难缠的美国人打交道。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态度更加激进，将欧盟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质疑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长期承诺。按照特朗普的世界观，美国现在将欧洲视为利用美国慷慨援助的不速之客。
难以把握美国利益的特朗普似乎着意削弱欧洲一体化。他还有意在欧洲人之间挑起矛盾，而且不仅限于“老欧洲”和“新欧洲”。例如，特朗普毫不掩饰对英国支持脱欧者的同情，即使这些人在绝大多数欧洲民众眼中不断败坏自己的信誉，甚至也许在绝大多数英国民众看来，他们的信誉已经荡然无存。
特朗普的“美国第一”世界观容不下美欧伙伴关系，也容不下任何不自动支持美国政策的盟友。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今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确表达了这一态度，他在会上训斥欧洲人破坏美国对伊朗制裁，像极了老师点名一长串没有交作业的学生。
美国对欧洲的家长式作风并不一定终结于特朗普。正如我们所见，它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长期以来的态度，其中也包括新保守派，其中许多人公开拒绝为特朗普工作。在从巴尔干到俄罗斯、乌克兰等一系列问题上，美国人普遍认为欧洲人太过软弱。或者，正如一本2003年颇受欢迎的外交政策书籍所言（编注：此指罗伯特·卡根所著《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一书），“如果说美国人来自火星，那么欧洲人则是来自金星的。”（编注：此处盖借用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格雷《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书的用语，指美国和欧洲差异导致思维与行为方式的不同）
欧洲的责任
可以肯定，欧洲也要对跨大西洋紧张局势承担一定的责任。20年前，欧盟迈出其扩张步伐时，波兰和其他欧盟申请国就曾向美国外交人士抱怨，欧洲特使要求他们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作出选择，就好像美国和欧盟之间的价值观和利益截然不同。欧洲人在气候变化、死刑、软实力运用和其他许多问题上所谓更进化的观点被罗列在一起支撑单一的欧盟身份，其利益与美国截然不同。
当然，自那以后发生了不少改变，部分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必须进一步强化跨大西洋主义，尤其要通过增加国防开支、简化欧盟决策程序以及解决经济纠纷。（德国构成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其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远低于北约设定的2%的目标。）
但更为根本性的挑战来自于欧洲内部。面对诸多问题，欧洲领导人需要更好地向选民解释欧洲计划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在前几代人眼中，答案显而易见：必须推进欧洲一体化才能防止另外一场世界大战。但尽管70年前的确如此，很明显欧洲计划的存在理由需要更新才能平复欧洲选民目前的担忧。
欧洲人原本认为他们联合起来是为了推进一项文明事业。但随着集团结构一体化的深入和统一德国的加入，许多欧洲人开始感觉他们被迫进入到全世界最苛刻的官僚体系当中。随着移民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压力激增，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感觉到丧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有关道德责任和不幸者需求的说教不太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
因此，对于某些成员国而言——其中有些曾因欧盟成员国资格而获益匪浅——关上大门并搭起铁丝网是他们现在本能的对策。但就像任何严肃的欧洲领导人所了解的那样，移民和难民危机——以及更为普遍的移民政策——必须在欧盟层面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其中包括重点针对问题根源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
在欧洲人竭力应对身份、官僚主义和主权等基本问题时，美国决策者无论其政治血统，都需要深入了解并反思目前跨大西洋裂痕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他们应当思考，高压家长式作风是否真的是面对欧洲大陆的最佳做法，面对显而易见的危险，要求美国和欧洲表现出更多的相互尊重及合作。
（克里斯托弗·希尔，曾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丹佛大学全球事务校长首席顾问兼外交实务学教授，著有《前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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