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作制度是已经违反我国《劳动法》的‘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制度，其实是被完全禁止的。”李国华表示，较之加班现象的广泛性，其在某些行业普遍制度化和严重超时化，是最为人诟病、最具危害性的，应当引起足够关注。2011年和2015年平均工作时间分别出现过两次回落，但此后均呈现逐年上涨态势。一种是工资构成的设计，一种是举证责任问题。
央视网消息（记者 阚纯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得到众多网友赞同，冲上微博热搜首位。
“这种工作制度是已经违反我国《劳动法》的‘延长法定工作时间’的制度，其实是被完全禁止的。”李国华表示，较之加班现象的广泛性，其在某些行业普遍制度化和严重超时化，是最为人诟病、最具危害性的，应当引起足够关注。“‘996’既违反《劳动法》，更背离奋斗精神，其社会危害性不可小看。”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城镇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的最高值出现在2010年，达到47个小时，超出标准工时7个小时，距离增加一个工作日仅差1小时。2011年和2015年平均工作时间分别出现过两次回落，但此后均呈现逐年上涨态势。
央视网记者梳理后发现，近年来，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时的最低值出现在疫情时期。2020年3月，国家统计局在数据报告中指出：“2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0.2小时，比1月份减少6.5小时。”而到2020年11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达到46.9小时，距离历史最高值仅一步之遥。
根据历年统计数据，工时最长的五个行业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出乎大多数人预料的是，2018年频繁因为“996”话题进入公众视野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时仅为43.8小时，相比于2012年还有较大的降幅。
农、林、牧、渔业是唯一周平均工时小于40个小时的行业。耐人寻味的是，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
央视网记者就此现象采访了两位劳动法领域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玉、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班小辉。
“劳动立法、执法现状并不是特别理想”
班小辉：“996”的事情前几年就有，但每过一段时间会再次引起别人关注，也就说明目前的劳动立法、执法现状并不是特别理想，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王天玉：劳动的多元性、灵活性，包括一定程度上劳动者的自主性，都使得整个工作时间认定的模式越来越复杂。标准工时是强制性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不能通过合同变更法律的基本规定，但是这种强制性效力由于缺乏一个很好的保障机制——用人单位超过工作时间安排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后果，所以使得这样一个强制性标准也在事实当中没办法落实。再加上《劳动法》落实执行也有它的缺点，这两方面因素导致了有些行业工时制度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全行业“996”，在哪个公司干没有多大区别。我们设了几道防线，《劳动法》、劳动仲裁、劳动诉讼，前面两道防线守不住，不能指望第三道，就变成现在这个结果。
“在违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和谐”
班小辉：目前有一个现象是有些公司把基础工资定得很低，加班工资往往构成员工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加班在违法的基础上，实现了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和谐。
一种是工资构成的设计，一种是举证责任问题。实际上，到劳动仲裁，把劳动者的工资和他能够取证的工作时间加在一起计算，如果他的基本工资没有低于具体工资标准，这个时候法院可能不会去判。
王天玉：很多行业不再是工厂制，没办法确定一个统一的劳动定额标准。而现在又缺乏议价机制，定价权完全捏在用人单位手里面。
“对于工作时间的认识还有一定的欠缺”
班小辉：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工作时间制度设计需要随之弹性化，应该加快完善特殊工时制度，以适应不同类型的雇员，而不是都使用标准工作时间，否则会造成执法的困境。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到网络技术下工作时间对劳动者休息时间的侵占。社交软件的存在，让用人单位即使在下班后也可以随时给员工派发工作任务，使得工作状态可能在家中继续延续。所以，既要加快对工作时间弹性化的立法设计，又要加强对数字技术下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
王天玉：怎么定义和分类工作时间，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大量的行业已经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不是以前工厂制流水线化的标准工作时间了。现有的法律文本确实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我们在原理层面，对于工作时间的认识还有一定的欠缺。比如，医生的值班时间，这个算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很多地方不算工作时间。因为不是正常工作的劳动强度，但是事实上这个人在不在工作？这些基本的原理性的内容还没有解决。
所以，我提出了“劳动解放说”，一个人可自由支配自己时间的状态是劳动解放，而只要没有处在可以自由支配的状态就是在工作。当然，要区分正常劳动强度和非正常劳动强度的工作时间，对应不同的劳动报酬。
“某种程度上存在一种执法的妥协性”
班小辉：与我国庞大的就业市场相比，目前劳动监察的行政队伍配比相对不足，执法力量匮乏，但是劳动监察的事项和职能范围在实践中却在不断扩大，导致劳动监察部门无法实现全面有效的执法。此外，劳动监察部门受制于地方的行政管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实现经济和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能会对劳动监察执法的力度进行干预。
王天玉：现在劳动领域里有大量其他的更严峻的问题，还需要劳动行政执法监察的力量去应对。比如，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安全生产的问题，这些和生命安全、社会稳定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限的劳动行政执法监察力量，怎么可能去大范围地查一个行业的工作时间？
劳动行政监察执法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机制，而另外一种由下而上的机制叫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现在的主要争议是以加班为主的，加班要的是什么？是加班工资。在前期，企业一直处在不遵守《劳动法》的状态，员工基本上都是在发生争议或者离职的时候才提出来，之前的工作时间一直处于失控的状态。所以不论是自上而下的机制，还是自下而上的机制，对于工作时间的控制都没有发挥作用。
“因为加班成本不够高，才让大家全加班”
班小辉：虽然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了加班工资的计算标准，但是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导致加班成本不足以遏制过度加班的现象。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了较低的加班费计算基数，导致加班费的总额并不高。甚至在有些行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了较低的基本工资，劳动者不得不依靠超长的加班，才能获得看似合理的月收入。
王天玉：第一，加班工资能不能落实？落实到什么程度？至少没有那么乐观。第二，即便已经有这么高的加班成本，很多行业还是在加班。我觉得是因为加班成本不够高，才让大家全加班。
如果加班成本足够高，一个人通过劳动仲裁拿到一大笔加班费，大家看到了，都通过这种方式维权，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加班吗？甚至我在想，如果像税制一样，差额累进，加班时间越长，加班工资标准越高，还会有这么严重的“996”吗？
“对奋斗和幸福成功的定义，不能由私营企业主进行”
班小辉：这是我们国家现阶段的一个发展特征，因为我们要超速发展，每个环节都在超速发展，可能需要每个员工都付出更多。
但是，劳动法为什么要对工作时间做限制？因为立法者认识到如果不对劳动者休息权加以合理保障，不仅会损害劳动者个人人身权益，也会对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发展造成损害，过劳死的频繁事例已经是个警训，对于过度加班的现象，我们必须严格加以规范。
要改变这种境况，需要各方力量加以配合。立法者需要加快工作时间制度的改革进程，劳动监察部门应对超时加班重点行业加强执法，劳动仲裁和法院也应当严格审查加班工资计算的合理性问题。此外，国家需要进一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议价制度，确保劳动者在劳动定额、加班加点工资等问题上有合理的话语权。
王天玉：“996”是一个生态恶化的结果，定价权被一方垄断了。我们对奋斗和幸福成功的定义，不能由私营企业主进行。既要反对超常加班，也要反对职场PUA。
首先界定工作时间，分类更科学一点，为了应对劳动灵活化的趋势，还可以分季度规定加班时间，同时要提高违法成本。只有这两方面同时做，才能倒逼企业进入到相应的分类里，使它形成规范化的状态。
改变是一个系统工程，方方面面都要搭建起来，每一道防线都要守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