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洗脱叛变罪名，陈恭与荀诩里应外合调查真相，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更大的阴谋渐次浮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言论审查严苛，公开批评统治者是可能会被处以死刑的叛国行为。因此，重新打捞“日常”成为了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历史学因此开始跳出传统史学偏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窠臼，开始立足现代，关注日常和普通。马伯庸认为，历史小说写作归根结底反映的是当代人的价值判断，历史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热播电视剧《风起陇西》近日完结。该剧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在三国的大背景下虚构了一个蜀汉和曹魏之间的情报战故事：在魏国潜伏数年的蜀国间谍陈恭送回错误情报导致街亭战失利，丞相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丞相府长史杨仪察觉街亭之失乃魏谍潜入蜀国情报机构司闻曹所致。司闻曹一把手冯膺怀疑陈恭叛变，派司闻曹靖安司副司尉荀诩前往魏国天水城一探究竟。荀诩与陈恭是八拜之交，陈恭之妻翟悦是荀诩的表妹，她亦是荀诩发展的下线在五仙道担任卧底。为洗脱叛变罪名，陈恭与荀诩里应外合调查真相，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更大的阴谋渐次浮现。
三国是中国史上最富魅力和戏剧性的时间段，正史野史文艺作品不计其数，《风起陇西》为三国粉提供了最新的谈资——该剧甫一开播，就以众位演员精湛的演技和极具古典韵味的历史氛围营造出强烈的“历史正剧”质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然而用“谍战”故事新解“三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违和和割裂感，比如谍战戏部分的台词过于现代让人“出戏”、悬疑剧情不断出现“高能反转”，类型化叙事痕迹严重，引起了一些诟病的声音。《文学报》的一篇评论就认为，《风起陇西》以“解谜”作为故事主线，削弱了“人物”和“历史”的深层意蕴。
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风起陇西》，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虚构细节、高度还原的视觉审美，加上快节奏、任务性极强的类型化叙事，这似乎成为了马伯庸小说改编电视剧的制胜法宝。但一部剧越是有“历史正剧”的质感，其史实与戏说并存的内核就越容易被质疑，并带来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历史剧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和反映史实？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剧并不等同于历史，那么我们乐此不疲地观看和讨论历史剧，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
历史剧中的史观与现代性
马伯庸向来擅长刻画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展现“历史无名者”在时势下的种种抉择挣扎。这位通俗历史小说家的写作风格不免让我们想起大仲马的名言：“历史是什么，不过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
其实，将历史为我所用向来是优秀文艺创作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连莎士比亚也不例外。文学批评家、莎士比亚研究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指出，莎士比亚对撰写历史题材的剧本充满了兴趣。从基督教之前的英国（《李尔王》）、11世纪的苏格兰（《麦克白》），到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龙争虎斗（《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莎士比亚在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历史剧中，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他所描述的事件保持了至少整整一个世纪的距离”。斯蒂芬写道：
“莎士比亚是移花接木和迂回战术的顶级大师。他从未写过所谓的‘都市喜剧’，也从未写过以当代英国为背景的戏剧，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一直与时事保持着距离……当他处理例如继承危机、腐败的选举、暗杀和暴君的崛起这类令人担忧的历史事件时，他将这些事件安排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或史前的不列颠，或他的祖先的英格兰，甚至更早。他可以自由地修改和重塑从编年史中汲取的素材，以便创作出更引人注目、更有针对性的故事。”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时期，言论审查严苛，公开批评统治者是可能会被处以死刑的叛国行为。不过格林布拉特认为，莎士比亚喜欢历史题材不仅是出于谨慎，也是因为从一个“间接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充满纷争与苦痛的世界时，他可以更清楚地思考，更有力地揭露世界的本质。格林布拉特提醒我们注意莎翁历史剧中强烈的政治意涵，莎士比亚在整个创作生涯里反复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暴政将如何摧毁社会：“莎士比亚反复描写这种屈服的悲惨代价——道德败坏、大量的财富耗费及生命的丧失——以及为使饱受摧残的国家稍稍恢复元气所必须采取的因绝望而不惜冒险的、痛苦和勇敢的措施。”
马伯庸关切历史的落脚点则是个体命运，他在历史纪实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前言中写的一句话——“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大抵表明了他的创作旨趣。2021年，马伯庸曾以“历史中的大与小”为题在上海举办讲座，在讲座中他讲述了自己在一个三国主题展上看到的两块砖：一块砖制作于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制砖匠在砖上刻字“仓天乃死，当搏……”诅咒压迫自己服此苦役的人，马伯庸解释为“等到苍天死时，我就要奋力一搏，跟你们拼命”，这是黄巾之乱爆发14年前的一个普通人的愤怨。另一块砖制作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砖的主人为了庆贺“晋平吴天下太平”特地制作了这块砖。马伯庸认为，三国的历史就浓缩在了这两块砖里：天下大乱人心思变，战乱已久渴望和平。而所谓“历史中的大与小”，是指通过这种小的细节看到人性，继而对历史大趋势有更深的理解。
事实上在史学界，对“日常”和“个体”的关注也是近年来的一大重要趋势。历史学家赵冬梅指出，在现代化进程已严重割裂现代与传统的当下，过去已宛如异域他乡，许多对古人来说不言而喻的事物对当下的人而言无比陌生。因此，重新打捞“日常”成为了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历史学因此开始跳出传统史学偏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窠臼，开始立足现代，关注日常和普通。所谓日常，在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史的层面之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生命的日常”。在赵冬梅看来，无论哪个时代，人们对“平安顺遂”的期盼之心是一样的，但对于不同历史时期、性别和社会阶层的人来说，“平安顺遂”的定义可能截然不同，受政治制度、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的种种钳制。了解个中差别，能让我们增进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也能让我们“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和同情”。
马伯庸认为，历史小说写作归根结底反映的是当代人的价值判断，历史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以《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张小敬为例，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在唐代存在的——在一个等级森严、贵族与平民几乎没有任何交集的社会里，很难有人会产生“守护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这样的信念。唯有在强调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命都被赋予同等的价值，我们对英雄的定义，才会是那些“为柔弱的大多数挺身而出”的人。
由此可见，马伯庸的小说畅销乃至小说改编影视剧的走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回应了当代人的关切与价值取向，而它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古人恐怕难以理解的现代性内核——对个体自我具有内在价值的笃信。弗朗西斯·福山援引黑格尔的观点指出，寻求承认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动力，人虽然天生渴望得到承认和尊重，但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自我价值或尊严是无法得到承认的。诸如每个人的内在自我都具有价值应该被尊重、外部社会对真实自我的评价存在系统性的错误与不公之类的观念，直到现代才真正深入人心，构成了当代人的精神底色，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所谓的身份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纠结于作为流行文化组成部分的历史剧是否严丝合缝地符合史实，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当代人对“个体”的珍视，早已决定了历史剧与历史的距离。
“光复汉室”的大局与代价
被派往天水前、在冯膺的严刑逼问下坚决咬定陈恭不是叛徒的荀诩，回忆起了这样一幕：他与表妹翟悦和陈恭同饮，言笑晏晏间三人起誓要一同“光复汉室”，“让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我们跳脱出被《三国演义》影响的“蜀汉正统观”，就会发现几个蜀国小人物对“光复汉室”深信不疑其实是一件有些奇怪的事。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能毫不迟疑地将之等同于不容置疑的家国大义，很难说不是因为我们受“民族国家”思维框架的影响，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和意识形态是过去200年的欧洲发明，由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创造，我们很难想象真实历史中的蜀汉人能同我们一样依照这些观念思考和行动。
鉴于帝制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贵族体系早早瓦解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增加、商业印刷的繁荣和高度专业化的官僚制度），有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国族主义的一些核心元素在中国可能出现得更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谭凯（Nicolas Tackett）就认为，在11世纪的宋朝，“国族意识”就在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中萌发和兴起：宋朝官员开始将中原之民重构为“汉人”，更精确地界定政权版图，认为宋廷有责任收复实际上超出宋政权实际控制区的“故土”。即便如此，谭凯仍指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也对这一观念产生了共鸣，它至多是在受教育阶层内形成的政治理念和身份认同。
回到《风起陇西》的语境，如果“光复汉室”的重点不是“收复故土”而是“让你我这样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那么至少应该说明为什么和曹魏与东吴相比，蜀汉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可惜的是，我们从电视剧中没有看到蜀汉在施行良政、使百姓安居乐业方面强于曹魏和东吴的理由。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大义名分的表象下政治精英的尔虞我诈，“神仙打架”时下位者的卑微与无奈——从帮助陈恭传递情报的游枭、怀疑陈恭直到最后一刻的魏国司马糜冲到卧底失败的翟悦、荀诩的下属廖会，或是与陈恭一起偷图纸的五仙道长老，他们都在尽忠职守中迎来了或在情理之中、或在意料之外的死亡。乱世之下，家国大义的残酷底色，是“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陈恭究竟有没有背叛蜀汉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全剧最大悬念。随着剧情推进，我们发现这个间谍行当里不世出的天才成为了各方争夺拉拢的目标，而他也暴露了蜀魏之争和蜀汉朝堂之争的种种矛盾，让“光复汉室”的理想愈发显得空洞。魏国之所以有信心能策反陈恭，是因为他们让陈恭知晓了他的上司冯膺为了个人利益与曹魏情报部门长期进行情报交换，直接导致多年前陈恭的父亲战死。而陈恭与冯膺当面摊牌对峙的那场戏成为了全剧的重要转折点：冯膺告诉陈恭自己一如既往地忠于汉室，他所进行的情报交换是出于高层的授意，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牺牲陈恭之父。
在蜀汉内部，诸葛亮与李严争斗不断，前者坚持北伐曹魏，后者主张南征东吴。在诸葛亮被先帝托孤尽享威望和权势的同时，如何呈现反对派的立场至关重要。从历史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李严作为西川本地门阀的代表，担忧诸葛亮的北伐将穷兵黩武，摧毁本地民生经济，是有道理的，这本可以是蜀汉朝堂之争复杂性的精彩注脚。但在电视剧中，国策之争双方的矛盾症结被一笔带过，李严反对诸葛亮的理由变成了南征东吴，剧中着重描写的是李严如何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企图挫败诸葛亮的北伐计划，国策之争沦为赤裸裸的政治内斗。
与此同时，诸葛亮的阵营也并非全然无辜。杨仪与冯膺以剪除政敌让丞相能无所顾虑施政的名义设下圈套，让李严掉进谋逆的陷阱，全然不顾这一计划所带来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的耗费、恐被波及的无辜者，乃至可能给国家遭至的真正危险。纵然诸葛亮在得知真相后痛心疾首地斥责杨仪“朝政要讲原则，做人要有底线”，但在他探望狱中的李严时依然表示这是李严自作自受，不免让我们感到诸葛亮的虚伪。
进入剧情高潮部分，陈恭作为双面间谍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每一方都相信他是自己人，而且陈恭的同一套计谋说辞在每一方看来都对己方有利，相信许多观众和剧中此刻的陈恭一样，感到混乱和讽刺。剧中的各位官僚都在谈“以大局为重”，可大局往往是建立在牺牲小人物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陈恭来说，他“为了大局”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爱妻惨死，被逼迫杀死自己的异姓兄弟荀诩，乃至担下魏谍的黑锅赴死。看到这里，个人性命与国家利益孰轻孰重，观众或许都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纵观优秀的国产历史剧，权谋斗争和宦海沉浮总是被浓墨重彩刻画的主题，无论是历史正剧“神作”代表《大明王朝1566》还是宫斗剧《甄嬛传》，都被观众不断地拿出来回味和分析其中展现的权谋伎俩、人情世故，《风起陇西》可以说是权谋剧谱系内的最新力作。而此类剧能长期盛行甚至被援引作为某种“职场指南”，恐怕反映的是此间权力结构和社会运作的某种超稳固形态，这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资料：
【美】帕特里克·格里.《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译出版社.2021.
【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赵冬梅.《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中信出版集团.2021.
【瑞士】谭凯.《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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