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剧中的自行车，都是进口货，但中国自行车真的神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不得不采取管控措施，许多行业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因为中国工业基础孱弱，始终没有能够有一辆真正的国产自行车。因为高度依赖进口，所以自行车成了只是比汽车普及度高一点的奢侈品，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只有富裕人家、上层人士和军政部门有财力采购和使用。
神剧中的自行车，都是进口货，但中国自行车真的神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不得不采取管控措施，许多行业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但有的行业，却是逆势增长。
什么行业呢？你可能会想到医药，然而还有一个你可能想不到——自行车。
根据美团的大数据显示，深圳复产复工后，美团单车使用量增幅达49%，骑行距离增加了60%——天然拥有“全景天窗”，通风绝对良好，能避免彼此近距离接触的共享单车，成为更多人首选的交通工具。
▲共享单车的品牌和数量，都越来越多
除了满街的共享单车，“私家自行车”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都忘了角落里吃灰的自行车”。
这个道理，放在全世界都适用，所以选择多骑车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
2020年1-9月，中国自行车出口4166.3万辆，数量增长了3.9%，出口额24.34亿美元，增长12.0%——中国是世界工厂，当世界对自行车有更多需求时，中国的自行车工业就会有相应的增产。
况且，骑车还有一定程度的健身效用。比如我，不管有没有疫情，一直坚持骑行，20公里以内，只要天气允许，一律骑车。
▲有过这种回忆的举个手？
其实，这种情况可以算是中国人出行方式的一种“复古”，因为我们的上两三代人，都是伴随着自行车长大的。
自行车，工人骑着上班，警察用来巡逻，一辆车驮一家人，老婆在后座，孩子坐前杠，清脆的车铃，附加的偏斗……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谁家要是有辆“凤凰”、“永久”、“飞鸽”，几乎相当于今天拥有奔驰、宝马，推出去撩妹，魅力值妥妥的爆表啊。
自行车，曾经是中国人最主流的交通工具，中国更是名副其实的自行车大国。改革开放初期，来到中国的老外，无不为中国规模庞大的蓝灰色“骑行族”所震惊。但这个非常中国化的物件，却是一个舶来品。
现在公认，达芬奇在15世纪就有了自行车最早的创意，而具备实用性的自行车则起源于法国和德国。
1790年，法国伯爵西夫拉克发明了“板凳加两轮”的原始版自行车，可以支撑体重的作用，前进全靠两腿蹬地，只能直线前进。1817年，德国巴登公爵领地上有一位名叫德莱斯（Kar von Drais）的护林员发明了转动车把，从此自行车就可以拐弯了。
为什么是护林员有了这个发明呢？因为他需要长距离前进，但是又穷，没钱买马，所以只好骑这种原始车（另一说是因为气候原因，马大批死亡），不能拐弯太恼火，于是发明了“转把”。
▲自行车的演变
1840年，苏格兰铁匠麦克米伦发明了脚蹬和连杆，实现了双脚离地骑行。19世纪后期，英国人罗松设计了链条加齿轮的结构，爱尔兰兽医邓禄普发明了充气轮胎。再后来，诸如坐垫、辐条等各项改进不断往上堆，自行车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但“自行车”这个词，却是国产。
如果按欧洲各国语言意译，自行车应该叫做“两轮车”、“奔跑机”、“脚踏快速机械”等等，而“自行车”这种中国味十足的词汇，最早出自明朝学者王徵的著作《新制诸器图说》一书。
▲明朝自行车！只不过是四轮
这位52岁才中进士的明代科学家，与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多，熟悉西方科技和机械，受到启发，构思了一种能载人运货，又省力的四轮小车，命名为“自行车”，只是没有付诸制作。这是他适逢天下大乱，企图“科技救大明”的诸多设想之一。
可惜的是，他还是没能救得了大明，却与大明同亡——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攻下西安，王徵拒绝效力，绝食七日而死。
自行车真正来中国，还得等到两百多年后的清末。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有限开放，设立总理衙门、同文馆，派人出使西洋，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打探欧洲各国虚实。1866年，总理衙门派遣内务府官员斌椿率其子广英、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等六人前往欧洲访问，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方访问团。
▲张德彝先后8次出使，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旅游博主”
他们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了“两轮车”，颇感新奇，“街衢游人，有只用两轮，贯以短轴，人坐轴上，足踏机关，轮自转以当车。又有只轮贯轴，两足跨轴端，踏动其机，驰行疾于奔马。”
两年后，张德彝再次出使，在伦敦又看到了英式“两轮车”，“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半寸，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
这时，“自行车”一词，又再次出现了。
张德彝还展开了联想，“自有此车，恐将来马车渐稀少矣，伦敦男女骑脚踏车人既多，即设有专售此车之铺，其价每辆由九镑至十四五傍……此车习熟，胜于匹马，具体扁小，更无须设厮饮嚷，方便多矣。”大概意思是说，这东西太好用了，不用喂粮饮水，以后恐怕连马车都会用不上了。
与张德彝在伦敦观察自行车的同时，自行车来到了上海。
▲清末上海报纸上的插画，骑车的西方人已经不少
1866年，《上海新报》报道，“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这是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早的实证，也是“自行车”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此外，还有“自转车”、“单车”、“洋车”、“脚踏车”、“钢丝车”等称呼，一般老百姓则惊异于自行车实现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又称之为“洋马”、“洋驴”、“铁马”等。
总之，这个奇怪的物件来到中国后，经历了由洋人向中国富人、官僚，再向老百姓的传播链，渐渐成为一种时尚且实用的工具。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三位英国人弗雷泽（Jhon Foster Fraser）、伦恩（Edward Lunn）和罗威（F.H.Lowe）搞了一次环球骑行，到达上海时，在沪西方人蜂拥骑车而出，“由泥城外至英界大马路赴浦，脚踏车之随其后者，多至数百辆”，场面颇为壮观”。
还是在1897年，上海商人诸同生在上海南京路604号开办了“同昌车行”，专营自行车及配件。这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车企业，而且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往后的历史中，它还会涅槃，成为大名鼎鼎的“凤凰”自行车。
自行车同时也传进了大清皇宫，光绪皇帝曾经尝试过骑车，因为太过费力，辫子容易被搅进车轮而作罢。但退位的溥仪可是玩得很溜，为了在宫里无障碍骑行，下令把故宫的门槛都给锯了——大清已经亡了，还不兴我自嗨个痛快啊。
不过，同昌车行等早期中国自行车企业一开始只算是“经销商”，直接进口国外产品销售，后来发展到进口散件组装。但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因为中国工业基础孱弱，始终没有能够有一辆真正的国产自行车。
要说造不出坦克飞机大炮也就算了，居然连最简单的自行车也造不出来？其实，简单的东西，一样考验工业能力，就像抗战时中国连最简单的兵器——刺刀，也解决不了一样，造不了自行车也很正常。
▲民国邮政部门的电报传递员
民族企业家邵之深在1950年回忆：“讲到脚踏车，虽属轻便工业，惟期间制造方式，在简单中是有繁复过程的。如飞轮和链条必须准确和润滑，淬火尤须深具经验。如钢圈必须圆准和坚硬，车架必须依照一定的角度。其它如牙齿盘、把手、花古筒等等无不有其复杂的制造过程，看似容易，实在并不如理想中之简单。”
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写照。
因为高度依赖进口，所以自行车成了只是比汽车普及度高一点的奢侈品，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只有富裕人家、上层人士和军政部门有财力采购和使用。当然，那时普遍的道路状况（多数路面未硬化）也不支持自行车大规模使用，否则就等着大量爆胎吧。
在接下来的抗战时期，日本由于工业基础好，自行车这种价廉物美的交通工具就成了日军的战争工具，在马来半岛骑着自行车一举将英军击溃。同时，自行车也成为日本在经济上进行侵略的工具——1940年，日本商人小岛和三郎在上海唐山路开办了“昌和制作所”，生产“铁锚”牌自行车，年产三千辆，被称之为“鬼子车”。
▲你有蒸汽机车，我有自行神功……
在许多抗日神剧中，同样出现了中国军民骑着自行车痛击鬼子的场面，但实际上自行车可能是比枪还要难搞的稀罕物件。成建制使用自行车的部队，只有两支。一个是宋哲元29军的自行车队，一人一车一冲锋枪，勉强实现“高机动” “密集火力”。另外一个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组建的快速自行车队，在当时可算是“高科技”部队了。
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将军因高度近视不便骑马，于是改乘一辆缴获自日军的自行车，参谋王扶之负责当司机，载着黄克诚指挥部队，被誉为“自行车上的师部”。
战争期间，中国本就弱小的自行车产业，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遭受了摧残——打仗都来不及，橡胶钢铁等资源也要优先用于造武器，还要啥自行车？
中国真正成为自行车大国，还要等到建国以后。
▲“凤凰”对标英国诺丁汉出产的“兰苓”，二者商标都神似
1958年，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同昌车行和267家工厂、企业合并为“上海自行车三厂”。性质变了，当然新产品的品牌也要换。厂方进行了公开征名，1000多设计中，一位名叫周柏人的聋哑人设计的“凤凰”图案脱颖而出，获得了全体职工90%以上的赞成票——“凤凰好，飞翔轻快，是民间吉祥之物，受人民喜爱”。
▲“永久”早期车标
“昌和制作所”在抗战胜利后被作为敌伪资产接收，改为上海机器厂，产品改为“扳手”牌。解放后，改名为上海制车厂，后又改为上海自行车厂，产品一开始改为“熊球”牌——象征苏联的北极熊站在地球上，以表示和老大哥的亲密。不过后来感觉太过政治化，于是取谐音，定为“永久”。
凑巧的是，天津也有一家“昌和”，同样是小岛和三郎开办的自行车工厂，同样也作为敌伪资产被接收。天津解放后，改名为“天津自行车厂”。1950年，政府调拔了13万斤小米作为新厂的研制经费（真够特别的），天津自行车厂研制出了质量和性能胜于老产品的新车，由毛主席亲自命名为“飞鸽”。
▲1974-75年，老布什夫妻一人一辆飞鸽走遍北京
从此，一个令人骄傲的国产自行车品牌诞生了——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和制造的自行车、中国第一个实现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中国唯一作为国礼多次赠送外国国家元首的自行车、联合国唯一指定在中国采购的自行车品牌。
飞鸽最鼎盛时，能年产40万辆，天津市工业产值的六分之一，都是来自飞鸽，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行车厂。
▲满满的回忆
其它几家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果问家里的老人对自行车的印象，恐怕多数都会回忆起对“二八大杠”的怀念。对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家有凤凰，相当于家有皮卡，交通、运货、送娃上学一条龙解决。如果是单身狗，还兼具撩妹功能，以至于“三转一响”成为当时中国人结婚理想中的标配，其实也可以说是高配，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在短时间内置办齐全。
▲民兵游击神器！
永久，则是中国军用自行车的典范。1965年，中国研制了第一种专门用于野战的军用自行车——永久26寸军用自行车，采用高强度锰钢制造，皮实耐靠，装备广泛。
部队、公安，可以用来巡逻、行军、运送物资；民兵两人一车，一人驱动一人开火，男民兵骑女民兵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就成了当时的两轮悍马，高机动平台……
在抗美援越的10年中，中国向越南援助了共20万辆自行车，其中大部分为军用型永久。这种可以负重350公斤的坚固自行车，在丛林、河流中来往穿梭，在胡志明小道上驮着物资行进，为越南取得抗美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不过，这种自行车多数时候并不能骑，而是用来推的。上面这张照片是一名越南老兵捐献的中国自行车，左侧车把上绑一个长杆，车座后面插一个长杆，结合前面两张照片，不难看出使用方法——右手扶长杆，左手撑方向，车梁及后座驮满物资，然后推行，这可比单纯的人背肩扛效率高多了。
如果载重太大，还需要两人负责一辆，轮流推车，甚至还会把车座拆掉，因为能多装东西。当然，弄成这个样子，想骑也骑不成了。越军靠着中国的自行车，能在丛林中每天前进40公里，而且非常安静，美军难以发现，成为越南获胜的秘密武器。
永久自行车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典故——永久村。
▲这辆永久被保存在应城市档案局，超卖万斤粮食的发票被国博收藏
改革开放后，部分农民先富裕起来，湖北应城县农民杨小运，非常渴望得一辆永久，在丰收后，他向政府提出，愿向国家交售公粮两万斤（征购任务只有8530斤），只要求卖给他一辆永久自行车，应城县委和县政府答应了，并同时做出决定：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都供应一辆永久自行车。
永久自行车厂长王元昌看到了新闻，当即决定增产5000辆，作为国家计划外特供农村的奖售车。以至于中国开始兴盛“永久村”的荣誉称号，用来指代家家都有一辆永久的明星村庄。
到了80年代，中国的自行车产量飙升，1983年达到了2758万辆，取消了票证，敞开供应。到1990年，年产量达到了3.5亿辆！1993年，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自行车达197辆，中国真正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自行车王国。
当然，中国的老牌自行车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有单纯扩量的，有死抱高端路线的，有吃老本的，结果被抢走了一部分市场。比如现在满大街的“捷安特”，其实是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品牌。
另一方面，汽车的迅速普及，也对自行车造成了巨大冲击——都有汽车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自行车不是必须得骑，但是可以玩啊
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还是需要自行车的，只不过由以前的刚需，变成了体育锻炼、享受生活的更高级需求，以前那种造型简单，只能代步的自行车，当然就不吃香了，但山地车、公路车、赛车，还是有很大空间。
同时，共享单车的出现，也为老牌自行车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突发的疫情，也让人们想起了自行车的种种好处，反而导致了自行车行业的逆势生长。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仅2020年7月，全国新增注册自行车生产企业18538家，8月至10月分别增加15540家、15730家、11024家。天津某自行车企业表示，6-9月的自行车订单比往年同期提高10倍，要开足马力生产，工人要加班到十点多，还得找代工……凤凰、永久等老品牌的营收也增长迅速，有的甚至高达191%！
中国自行车业的兴衰，其实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当我们弱小的时候，车胎都解决不了，一个简单得不能简单的自行车都得进口，当我们崛起时，可以包下半个世界的自行车——为了祖国的兴盛，小伙伴们吃喝玩乐之余，也去买辆自行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