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及时报告了陕西省社科院考古所。他们派人来核查并认可了我们的发现。我再次得到外出调查的机会，是“文革”后期的1970年。例如我两次上庐山，还调查了陶渊明故乡栗里陶村。没有想到竟是一件国宝，全国仅此一件皇帝的《罪己诏》实物。姚院长来看后，大为兴奋，说这是国宝。一锭“乾德”，是北宋开国后第四年，所以这是一锭北宋最初的墨。特别是有几锭皇宫御用的墨，制作极为精致。
——《瓜饭楼藏文物录》自序
作者：冯其庸本文选自《瓜饭楼藏文物录》自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根据书中提到的事物和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书中的记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
《瓜饭楼藏文物录》冯其庸藏录编著商务印书馆
战国楚陵君王子申青铜鉴本版图片均选自《瓜饭楼藏文物录》
一
1947年我为母校江苏青城中学到江阴去招生时，在招生工作结束后，就留下来对三百年前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作了认真的调查，那时，江阴南城还是当时的老城，城门洞上“忠义之邦”四字，还赫然在目。当年清兵破城时，老百姓不愿投降，纷纷投玉带河、四眼井自杀。河、井都被人体塞满。直到我去时，玉带河、四眼井还依然俱在。我还在残破的明伦堂旁的蔓草瓜藤中找到了冯训导合家自杀殉难的记事碑。这次调查，我写了《澄江八日记》，发表在1947年的《大锡报》上。那时我23岁，在无锡国专读二年级。
之后，一直没有出去调查的机会，直到1964年我在人民大学，被派往陕西长安县搞“四清”工作，才又一次得到外出调查的机会。我在长安县王曲公社一年，走遍了西安地区有历史遗迹的地方，还在南堡寨、北堡寨、藏驾庄等地发现了一个规模极大的原始社会遗址。这是我与周宏兴同志一起发现的。我们及时报告了陕西省社科院考古所。他们派人来核查并认可了我们的发现。“四清”结束后，1965年6月，我们回到北京，带回一批采集到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原始文化的文物，请郭沫若、苏秉琦两位专家看了，他们一致肯定了这次发现。苏秉琦先生还是亲自到我张自忠路家里来看的。我们写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报告，交给了《考古》编辑部，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直到十年以后，“文革”结束，这个报告才得到发表。
我再次得到外出调查的机会，是“文革”后期的1970年。那年三月一日，人民大学全校下放到江西余江，我也随着大家一起到了余江。那时“文革”还未结束，我还要定期接受“批判”，但实际上已经不是“文革”开始时那么充满火药味了，而且每到周末或假日，都可以出去，只要按时回来。所以我利用这些假日，跑了不少地方，做了不少调查。例如我两次上庐山，还调查了陶渊明故乡栗里陶村。我还到了九江白居易写《琵琶行》的湓浦口，那里今有琵琶亭。三年干校，我还到过其他许多地方，最远去过桂林、阳朔。那时还没有收集文物的可能，但是我却把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铭刻在我的心里了。
二
收在这本书里的一部分汉砖瓦当等是北京刚建立文物市场时我在那里收到的，那时文物市场初建，四面八方的东西较多，还容易买到一些好东西；另一部分则是朋友赠送或交换的。我收藏的一批明代民间青花瓷是友人从三峡地区为我收到的。我的另一批唐宋元明清各类瓷器，则是历年来积聚的，既有朋友送的，也有零星收集的。当然现在编到这部《外集》里的东西都已经经过反复筛选并请专家鉴定过了。
收在这卷里的特别重要的两种文物，是我家乡开河挖地时先后挖出来的，那件正德皇帝的《罪己诏》是1972年从一个墓葬里出土的，老百姓把它掷在一边，我侄子冯有责把它捡起来寄给了我，让我看看有没有用。没有想到竟是一件国宝，全国仅此一件皇帝的《罪己诏》实物。前些年我已把它无偿捐赠给第一历史档案馆了。另五件青铜器“陵君鉴”等，是1973年家乡挖河时挖出来的。那件大铜鉴和两件铜豆上都有长篇铭文，老百姓不知道它的价值，都把它放在一边，无人管它。也是冯有责把铜鉴上的铭文用铅笔拓了几个字寄给我看，并告诉我是一件大器。我看到后大为吃惊，这分明是一件战国时的青铜器，而且还有几十个字的铭文，我初步判断是楚器。随即就拿到故宫唐兰先生处，唐老看了这几个字的铭文，也认为是楚器，他建议我把它拿到北京来，以免损毁。我随即买了一批书送给家乡，而这件青铜器他们因为没有什么用，就同意给我了。我想办法把它运到了北京，但不久唐老去世了，未能看到。有不少专家，都看到了这五件青铜器并写了文章，社科院考古所还做了鉴定和铭文的释文。那时还在“文革”时期，我担心这批青铜器若被“红卫兵”看到会砸掉，所以告知了南京博物院的姚迁院长，愿无偿捐赠给南博，请他来看看。姚院长来看后，大为兴奋，说这是国宝。他立即叫人来运回去，并要给我数万元作补偿，我坚辞不受。我说我只要你的收条，以便我对家乡作交代，其他一概不要。总算得到了他的理解，给了我一张收条，此事就算妥善地解决了。
收在这本书里的其他文物，也都有可说之处，例如那件唐玄宗入道铜简拓本，专家们称之为“投龙简”。我开始只重视上面有刘铨福的长跋，因刘铨福是《石头记》甲戌本的收藏者，著名的收藏家。后来才注意到铜简的文字和所记事迹，原来这是一件真正的有关唐玄宗的实物，非常难得，我写有考证文章，这里不再详述。还有我收集的不少战国至秦汉的瓦当、汉砖等，也是历史的一鳞半爪，尤其是那几块燕下都的大宫瓦当，是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这样的大瓦当，实在难得，这也可以使我们借此想象到战国时燕国之状况，至今萧萧易水依然如故，荆轲塔则矗立在易水旁。
我收集的瓷器大都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只有极少几件是较高档的，但也是民窑。我是想以此来了解当时社会普遍的生活状况，社会中下层的一面和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所以我不嫌其粗糙，因为这可以与当时的官窑瓷器作对照，可以看到社会几个不同的层面。当然官窑精致名贵，但一器就值千万金，在当时也只是上层高官或极大富商才有可能享用。那么当时社会更广阔面的老百姓的生活如何呢？从瓷器这个领域来说，只有看当时大量存在的民窑瓷器了。民窑瓷器，从工艺烧制，到釉彩纹饰等等，都不可与官窑瓷器相比，但如果把这两种瓷器放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层面上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形象生动地看到上层阶级的豪奢生活与劳动人民贫困生活差距之大。
本集的最后部分是我收藏的古墨。最难得的是四锭宋代古墨，这是从四川三峡得到的，都有纪年。一锭“乾德”，是北宋开国后第四年，所以这是一锭北宋最初的墨。其他三锭都是“乾道元年”的墨。现在宋墨已是极为稀见，但不是没有，前些年银川就出土过一锭。2011年出版的王毅先生的《中国徽墨》一书里，还刊登了出土的宋墨六件。我得到的这四锭墨已经炭化，毫无重量。另外还有一锭万历丁未（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朱墨，也极难得。特别是有几锭皇宫御用的墨，制作极为精致。还有几锭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的墨，也极可贵。还有一锭是乾隆年间袁枚的墨，与曹雪芹同时。乾隆辛亥墨有二锭，这是《红楼梦》程甲本刊行的年代，也特别有意义。尤其是那锭乾隆壬子的墨，制作特精，而恰好又是《红楼梦》程乙本的年代，真是非常凑巧。我爱好墨，但并不懂墨，也没有机会收藏墨，只是把仅有的一点收到这本书里以献读者，亦“野人献曝”之意而已！
总之，数十年来，我爱好文物，收藏文物，但却与真正的文物收藏家不同，我的着眼点是历史和社会，所以我不是收藏家，更不是文物家，我只是为历史求证，为历史社会求真，所以我所收集的东西，既有若干件珍贵的，但更多是普通的，足以反映社会的广阔面和真实面的。我的这一点区区之意，还希望得到读者的理解。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2日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