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爱情婚姻观强调忠贞不二，海枯石烂、此情不渝，于是不论男女。“风流”是古人特别推崇的一种生命状态，甚至将其称之为最高级、最美妙的生命状态也不为过。这是迄今为止“风流”作为一个词最早见于典籍的记载。而“风流”所倡导的生命状态，却是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并密切和道家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追求“风流”的风潮不仅仅存在于贵族、官僚、文士之中，在整个社会也表现出了对“风流”的极大宽容和认可。
北宋的苏轼在他的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起首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为人们铺开了一幅壮阔、豪迈、雄浑的立体画卷。
在这里，苏轼用“风流人物”来概指三国赤壁之战前后的那些叱咤风云、名贯千古的周瑜、鲁肃、曹操、小乔等重要人物，以及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留下了姓名和事迹，展示过自己的风采、才华，建立过功业的帝王将相、文士豪客、才子佳人。
但时至今日，“风流”却成了一个含有歧义的词汇，用来形容那些行为不端、放浪不羁，在男女关系上随意、混乱的人或事。中国传统的爱情婚姻观强调忠贞不二，海枯石烂、此情不渝，于是不论男女。但凡沾上“风流”二字的，在正统的价值观下那就是道德不堪的表现了。
被用错了的“风流”，一方面说明语言文字有演化、转变，从古至今，很多词语都出现了类似的转义和变异，不过是有的微妙些，有的古今含义则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另一方面，这些词语的意义转变，则更贴切地印证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意蕴深远、妙不可言。
“风流”是古人特别推崇的一种生命状态，甚至将其称之为最高级、最美妙的生命状态也不为过。“风流”一词最早出现的古籍是《汉书》，在《赵充辛庆赞国忌等传》就有：“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是迄今为止“风流”作为一个词最早见于典籍的记载。
而“风流”所倡导的生命状态，却是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并密切和道家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庄子的《逍遥游》一篇里，就说到列子“御风而行”，如何飘然自得。“御风而行”，如清风飘摇、如流水徜徉，自由自在、畅快率性，这就是“风流”的原本含义。
但在庄子看来，列子“御风而行”依然不是“风流”的最高境界。“风流”的最高境界是摆脱了一切依赖和束缚，将自己彻底融入了天地万物，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让身心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和释放，即“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当然，道家所追求的“风流”是一个涵义非常丰富的境界，在这里仅能做一个文字层面的粗浅解释。
随着道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追求生命的“天人合一”自然状态的人不断增多，到了汉代之后，“风流人物”层出不穷，如星汉璀璨。这里有一个鲜明的转变，就是汉代人追求的“风流”多了一些雄浑、凝重和端庄，汉代的那些堪称“风流人物”的，极少有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言行让当时的人感觉怪异和荒诞的。
而到了魏晋时期，“风流”的含义里更增多了自由、率性的成分，当时的很多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名士们，几乎是将对传统礼仪、教条、规范的摆脱推到了极致。魏晋时期名气最大，也最富有代表性的“风流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他们这七个人的言行举止几乎可以说是对当时人们的“风流”观的“教科书式演示”。
“风流”在魏晋时期被推崇到了历史最高点。在当时，但凡名士，都有点“风流韵事”；一个人倘若身上没有一点点“风流”气息，哪怕这个人官高权重，或者富可敌国，这个人就无法入流名士行列，甚至被认为是迂腐、呆板、庸俗。最重要的是，追求“风流”的风潮不仅仅存在于贵族、官僚、文士之中，在整个社会也表现出了对“风流”的极大宽容和认可。
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就有一个最典型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对“风流”的推崇和宽容。“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邻居家里有一个美貌的少妇，这个美貌少妇在街上开了一家酒馆。阮籍非常爱慕这个美貌酒馆老板，就经常去酒馆里喝酒，酒醉以后就直率表达他的爱意，甚至醉卧在这个美貌女人的身边。
这样的行为，即便到了倡导男女平等、感情自由的现代社会，也是很难被人认可的，重则被认为是酒后滋事，调戏良家妇女，即便不会被依法究办，至少免不了这美貌少妇丈夫的一顿老拳；轻则则会被其他人当作轻薄无行、品性不端。
但令人意外的事，对于阮籍的唐突和直白，身为女主角的美貌少妇一点都不认为这是阮籍在轻薄和调戏自己，反而很坦然甚至愉悦地接受赞美和告白；本来应该是醋意最大、怒火最旺的美貌少妇的丈夫，也不认为阮籍的行为对自己是挑衅和侮辱，阮籍每次这样他都非常友善和蔼，莫说是粗暴阻止，甚至连一丝不高兴都没有。
而那些每次都乐滋滋地前来围观的“吃瓜群众”，也没有人指责阮籍的言行，反而觉得阮籍的表现非常可爱。当然，这里估计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阮籍对美貌已婚少妇的爱情告白，每次都应该是建立在“发乎情，止乎礼”的基础上的，既没有出言无状，更没有动手动脚。否则，阮籍这段“风流韵事”表现在史书上八成就不是美妙、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血腥、粗暴的治安甚至刑事案件了。
晋代对“风流”的追求主要倾向于率直、洒脱和真性情。按照“风流”的原意，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风流人物”是没有身份、文化水平、历史功绩等限制的，他们可以是一字不识的白丁，可以是贩夫走卒，可以没有相貌、身段、气质、风度，但他们都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对事物有敏感的体验、对人生有深刻的觉悟、对生命有深沉的感情。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用适当的方式，将这种体验、觉悟、感情表达出来。
这个标准和道家思想有关，道家提倡的人与物、内心与外界、生命与宇宙的彻底融合，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放下心灵上的一切分别、隔阂、羁绊，对于一花一草、一鸟一兽，包括每一个和自己一样或者不同的事物，都能坪等地、顺畅地体验和觉悟到他们体验和情感，因为所有事物内在的“道”是一致的。因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思想大于行为，情感大于才华。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真正称得上“风流人物”的往往是一些文学之士，因为唯有这类人，其思想和学识才能让他具备体验和觉悟的可能，以及表达所需要的才华。一个文艺家不一定能够称得上是“风流人物”，但风流人物往往是从文艺家里诞生的。力能举鼎的西楚霸王，他是武功盖世的英雄人物，但尚配不上“风流人物”的称号。按照这个标准，苏轼在词里所称的“千古风流人物”就不是如星汉璀璨，而是聊聊可数了。而怀念、赞美“风流人物”的苏轼，显然自己本身就是“风流人物”。
而到了后来，“风流”一词的涵盖面逐渐拓展，相貌俊美、举止优雅、风度翩翩也可以称之为“风流”，例如苏轼词里“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语句，就是对周瑜气度儒雅、指挥若定的风采的“风流”情态的描写；才华出众，技艺超群，也是“风流”。
果真是前人推崇，后人诟病。到了明清时期，在民间口语和文学作品里，“风流”一词就多了些男女情爱的元素，人们往往喜欢将那些有才华、多情的人称之为“风流才子”，那些情感丰富、细腻、热切、痴情的女子，则被人称为“风流佳人”。而再进一步，那些没有才华的，用情没有那么深切、痴狂、真挚的男女，甚至一些滥情、男女关系混乱的情形，也会被冠以“风流”二字。
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相对而言是重视规矩和框范的，婚恋行为也相对保守甚至被禁锢，那些敢于将自己的情感、欲望不受礼法约束地表达和释放出来的，就被整个社会认为是脱离了社会框范的放任行为。清风、流水都是不可捉摸、很难约束的事物，于是人们以物寓情，将任性的男女之情，与风和水的流动联系了起来，形容男人就是风流放荡，形容女人就是水性杨花。
这里有一个例外必须说道一下。在《红楼梦》里，对林黛玉的外貌有这样一个描写：“黛玉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对于黛玉，作者也使用了“风流”一词，显然这里的风流和男女作风问题是无关的，而是“若清风拂柳枝，流水逐落花”，指一种娇柔、病弱的体质状态。
古人所认为的“风流”，似乎更加接近现代人所说的浪漫主义。“浪漫”是上世纪初才从英文“罗曼蒂克”音译过来的词汇，含义也是从西方文化舶来的，指某种脱离物质、讲求情调，注重情感体验而非物质享受的状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浪漫与风流，虽然涵义接近但差别依然是很大的，这主要源于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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