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奥森就是一位被强烈建议选择冷冻的退役老兵。然而危机还是来临了，作为越来越稀少的“贫困人口”，他在买一块巧克力蛋糕时被盯上并依法逮捕。奥森坚持要活在现在，然而他的“拒绝”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执法部门正迫不及待地用冷冻这个办法进行“穷人清退”，即使他不愿意，他也可能会被强制“冷冻”。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时间旅行是科幻文学的一则常见主题，人们在时间旅行的故事中改变历史、重造现实或逆转未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时间旅行的意义呢？在《中国科幻小说是否会梦见新浪潮》一文中，美国卫斯理学院教授宋明炜引用科幻理论学者达科·苏文关于科幻小说的观点写到，“科幻文学正是有关差异的启示——不仅是宗教、种族、性别、阶级与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还有思想、情感表达与人生选择方面的差异。”
科幻文学最终是关于认知疏离（cognitive estrangement）和差异书写的文类，而以下两篇时间旅行的科幻小说正可被视作差异书写的范例，它们不仅征用了“冷冻人体”技术、时空坍缩的原理，还触及到了穷人清退、工厂改制问题，这也使得科幻故事反而焕发出了现实主义的神采。或如宋明炜所说，在主流现实主义文学逐渐与现实脱节、迅速边缘化的过程中，科幻文学填补了这一片“完美的真空”，看似与现实无关的科幻小说与阐明真相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贫富隔离：被冷冻的穷人去向何处？
刊登于《科幻世界》2018年第7期的《穷人专属的时间旅行》（[美]黄士芬 著）（以下简称为《穷人》）假想了一个由贫富状况决定时间旅行“资格”的时代。在那个未来世界中，贫困人口急剧下降，穷人为了保存希望，可以选择“投资”一美元将自己冷冻起来，直到未来的某一天再苏醒过来。主角奥森就是一位被强烈建议选择冷冻的退役老兵。但他很清楚自己并不愿意被冷冻，正因如此，他选择拒绝工作，因为这样就无法挣到“投资”冷冻的钱。然而危机还是来临了，作为越来越稀少的“贫困人口”，他在买一块巧克力蛋糕时被盯上并依法逮捕。在法庭上，法官以一元钱的复利来诱惑他，告诉他可以选择在未来某一时段里醒来，在那时他醒来即是富翁。奥森坚持要活在现在，然而他的“拒绝”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阻力。执法部门正迫不及待地用冷冻这个办法进行“穷人清退”，即使他不愿意，他也可能会被强制“冷冻”。使事态更加复杂的是，一位律师找到了他，以帮他辩护为名带领他上了许多电视节目，这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网友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主张将他强制冷冻的“未来选择”派，还有一派是为他发起众筹的“帮奥森留下来”派——虽然这些众筹的钱根本不会到他的手里，只会流向宣称为他的权益斗争的律师手中。
在未来世界中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有绝对暴政式的优势的科幻假想并不少见，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与J.G.巴拉德的《摩天楼》都可视为贫富壁垒森严的科幻寓言。在《北京折叠》里，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他们彼此之间的往来是绝对禁止的，小说主角是一位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场工人，他想要通过在不同空间内“偷渡”物件来赚一笔给孩子的学费。
如果与近期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同样讲述美国底层矿工、垃圾场工人生活的非虚构作品《看不见的美国》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北京折叠》里“看不见”的比喻已经凝固成了故事中的生活空间与戏剧冲突——在垃圾场工作的人不仅被遗忘了，而且再也无法以合法的方式通向第一和第二空间，仅仅被限制生活在他所身处的那个垃圾世界当中。科幻小说《摩天楼》的设置更加接近一个微缩等级世界，住户按照资产和社会地位由低层向高层分布，职业也明确地由童书作家、电视台摄影师逐渐“升级”为律师、演员和地产大亨，摩天楼里的饭店菜单和商店营业时间是由楼层高的住户来决定的。
黄士芬的《穷人》中对于穷人与富人区隔的描写显得更为微妙，人们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他们社会身份不同、活动空间各异——比如，主角是残障老兵奥森，而富人的代表是闪闪发光的法官和律师；奥森在街头公园长椅上晒太阳无人理睬，他们出现在法庭和电视台上则万众瞩目——同时也在于他们的对话已经默认了权力的次序。
奥森并不是昏聩愚昧之人，他很明白富人对他和颜悦色的缘由，他们劝他利用先进的冷冻技术，是因为他们想尽快将他清退出这个世界，他也很清楚那些平易近人的话语中潜藏的纡尊降贵的情绪。在法庭上，奥森注意到法官以自满的姿态向他介绍专做冷冻业务的公司，“（她的）手高高地举过头顶，光彩熠熠的笑容就好像正在分享一个笑话似的。”而他想的则是，“那你自己怎么不干呢？”那位打着人道主义旗号援助奥森的律师，在以他的案件牟取到利益之后，对他的问询不再耐烦，便跟他说，“我会让我的助理打电话，用简单的话告诉你最新进展。”他也明白她的话中之义，“她的意思是用门外汉能听得懂的话，”他想，“这才是她想说的。”
在刘慈欣的小说《时间移民》里，未来世界里环境已经无法承受过多的人口，由此政府开启了移民计划，大使将带领8000万人口通过冷冻休眠来进行时空移民，他们分别到达了黑暗时代、无形时代，最终到达了完全没有人类活动迹象的12000年之后的世界。
如果我们将《时间移民》与《穷人专属的时间旅行》两者比较，可以发现，同样是冷冻人体以进入更好的时代，前者将时间旅行和冷冻技术视为一种叙事的工具，是用来推动主角见到不同的人类世界；后者则将技术本身和如何启动技术作为质疑的对象。再者，主角们对于应当如何选择未来时空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时空移民》重视的是有没有和平（他们没有停留在充斥着战乱的黑暗时代）、如何正确地获取知识（他们也没有停留在人类可以获取一切知识的时代），以及如何有尊严地生存（他们没有停留在人类可以以无形的状态存在的无形时代），因此最终选择了最为自然朴素的归处；而在《穷人专属的时间旅行》里，奥森担心的不是和平、知识和永生这些大问题，而只是他有没有拒绝被冷冻的权利。也可以说，《时间移民》讲述的是大使代替8000万人做出了决定，堪称寻找人类栖息地的波澜壮阔的英雄史歌；而《穷人》则是在时空旅行的科幻外壳之下，讲述了最平凡的一员如何坚持反对众人以及权威的意见，以及在无家可归时如何抉择的问题。
国企改制：科幻小说能提供什么解决方案？
2019年第3期《科幻世界》中的《时间徒刑》（周华杰 著）一文，顾名思义是一则关于时空刑罚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在一次从21世纪40年代回到20世纪初的时空旅行中，将一张注定获奖的递送给了经济状况不佳、依靠破旧五金店生存的父亲手中。因为触犯了时间旅行法规，他被处以为期一年的有期徒刑，将被“坍缩”在过去的某一天——“坍缩”的意思是他将在一年内不断地回溯这一天。他被“坍缩”的时间点正是90年代的某一天，也就是他试图改变的时间点的10年之前。
在这个坍缩点里，他可以遇见自己思念的年轻时的父母。主人公上百次地度过此天，他逐渐熟悉起这一天父母的生活作息，他试图接近他们，他陪妈妈聊天，陪爸爸下棋，有时一天内就可以“建立起友谊”。逐渐地，他对于这一天里无数细节观察也叠加出了90年代化工厂生活的全景：他仔细地观察“那些耸立在生产区内的细长烟囱和巨兽腿般粗壮的冷却塔”，还有“有着丑陋工业感的脚手架和管道组成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网络”，也多次想象身为四级操作工的父亲的工作场景，“此刻我看不到他，但我能想象他正坐在某个锈迹斑斑并臃肿的锅炉前，盯着复杂表盘上的一个个数字，比如气温、水压、密度等……他看上去孤单而忧愁，在这漫长的夜里，他也许一个整夜都碰不到个能说话的人。”
虽然使用了“坍缩”“时空旅行法”这些词汇，小说中对90年代生活的再现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除了父亲下晚班的衣着——上身蓝白色T恤，下身是工作服的裤子——小说还特别写到了工厂傍晚的广播，重复着氮肥分厂增产、工厂有关待遇洽谈进展的男声和女声；更重要的是，小说还交代了这段时间正在逐渐进行的、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国企改制，“他（父亲）奉献一生的国企开始了改制，许多将整个青春埋在这里的人买断工龄，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而留下的人也并没有过得更好，工资一缩再缩，整个工厂日益萧条。”
送的21世纪初和受刑罚的90年代初，这两个时间点之间隔了10年之久，我们不知道主人公为何一直执着要回到过去，只能看到他先是试图在21世纪初一切变革尘埃落定时、逆转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个举动以触犯法律告终；接着又回到90年代初，在对往日温馨家庭生活的不断回溯中，他追寻到了变化开始的迹象，然而除了尽情享受那段稳定和温馨的时光，他对即将发生的变化也无能为力。
《时间徒刑》中触及到的国企工厂变革对家庭生活和个人命运的影响，与其说是科幻的，不如说与回顾那个时代的纯文学作品相通相承，这似乎挑战了人们对科幻小说和纯文学作品存有壁垒的既有认知。
路内的小说《十七岁的轻骑兵》描写了一群技校毕业生在江苏某市化工厂的实习生活，小说在怀念青春故事的同时也抒发着当年工厂生活的荣光，“这里很脏，这里很大，这里很荒凉，但它的效益还真不错。”但同时，经历过工厂衰败的作者也对这种荣光的转瞬即逝表示怀念，“在我十七岁的时候，人们总是使用效益这个词，而在此后的那些年里，那些热门的词汇消失掉，仿佛他们从未使用也从未在乎过，这真是奇怪。”“效益”当然不是唯一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词汇，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会忘记更多的词，比如托儿所、卫生所、凤凰自行车等等，而“下岗”“通货膨胀”和“商品房”这些词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言谈之中。小说结尾处是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的慨叹，“我活到二十四岁，技校的那帮同学已经全部都找不到了。我们在一九九二年分配到全市的化工厂，效益较好的是农药厂和溶剂厂，效益较差的是炭黑厂和饲料厂，几年后，这些厂都不行了，一部分停产下岗，另一发布由于环保问题被迫迁往偏远的郊区。”
虽然与《十七岁的轻骑兵》有着类似的感慨，《时间徒刑》却显然采取了一种科幻的解决方案，主人公试图用穿越回来送的方式，来弥补当年家庭所受到的冲击，这一举动当然以失败告终，他却意外获得了在90年代同一天不断恣肆游荡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刑罚更像是对于主角念念不忘过去的回应和奖赏：虽然无法改变幸或不幸的命运，还是可以珍惜变革前风平浪静的一天。
文类鸿沟：科幻小说的幽暗意识究竟是什么？
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三年前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幻文学”主题工作坊中提出，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所能提供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幽暗意识”，“幽暗意识”是相对于五四文学的“忧患意识”传统提出的，具体指的是科幻文学能够触及主流作品中不曾注意到或者不敢书写的话题，充满“自愿站在边缘、甘居异端的能量和想象力”。
与王德威的判断一致，许多的科幻故事都架构于极端的甚至是反乌托邦（dystopia）的世界中。上文提到的故事里就有富人想要强行将穷人完全清退出现实的例子，刘慈欣《流浪地球》原著也假设了一个没有爱情也没有文学的未来。科幻故事中的关键戏剧冲突根植于那个异世界之中，主人公可能肩负着反对反乌托邦核心次序的职责，也可能在异世界里任重道远步步为营，这也许可以体现出王德威所说的“甘居异端的想象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个层面上，这种“异端”的判断又是值得怀疑的。
一方面，极端环境里的人物身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主义色彩。上文所举出的两篇小说的主角，无论是美国退役老兵还是国企改制员工家属，都并非真正的异端，而是凝聚着现实矛盾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说，这些科幻小说虚拟的并非是天外来客的奇遇，而是现实人物在由现实延伸出的极端环境中的反应，比如《穷人》里的“强制冷冻”计划，实际上是由美国退伍老兵无人赡养的现实问题延伸出来的。
事实上，除了以上提到的表现贫富差距与工人生活的两篇小说，在《科幻世界》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许多基于现实、反思现实矛盾的科幻文学。比如《一个太空旅者的故事》（科幻世界2019年第2期 兔八 著）讲述的是在衣食无忧的未来，人们不必再为工作忙碌，为了享受随机的生活乐趣，他们自愿接受AI程序的指令，而随着遵守指令的人数不断增多，AI指令的内容也从兴趣游戏升级成了必须执行的戒律。小说对于陷入指令迷狂、丧失人性的人群的描写，不禁令人想到深陷虚拟世界中的我们自己：越来越多地向手机和电脑开放权限，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智能便携设备的智能提示。对于这般现实危险的反思在主流文学中非常稀缺，或如同宋明炜所说，科幻文学具有填补主流文学空缺之处的意义。
另一方面，这些科幻故事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没有那么异端、与主流相通的色彩。（需要提示的是，也许我们不应该在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中做出“光明”/“幽暗”、“忧患”/“幽暗”这样简单的区分，就像科幻文学不一定只对应“幽暗”意识，主流文学当然也一定不只对应“光明”“忧患”意识，优秀的主流文学当然可以独立出主流的“光明”意识或者“忧患”传统。）比如在《流浪地球》的故事中，人们虽然杜绝了爱情，却仍然坚定地相信集体主义，并在集体主义的鼓舞下战斗到最后一刻。再比如《时间徒刑》除了向读者介绍了新世界的时间穿越戒律，也反复强调着父母的养育之恩，并在篇目的末尾引用了《诗经·小雅·蓼莪》。也就是说，在“幽暗意识”之外，这些中国科幻故事中文本还有着无法割舍的、为主流所认可的“光明”意识——比如集体主义和孝道传统。进一步说，也许是这些“光明”意识而非“幽暗”意识，才构建出了科幻故事之下的潜文本（subtext）。
有趣的是，遭遇文化撞击之时，这种潜文本会浮出表面。陈楸帆在前些时日南京举办的“科幻小说出海反思与展望”论坛中表示，中国小说在“出海”时会因为对女性的特殊处理方式（她们总是脆弱的、无知的、天真的）而遭到西方编辑的怀疑；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许是中国科幻故事表层下的“光明”意识之一。而无视以上的“光明”与“幽暗”的互动联系、过于强调主流和异端的区别，只会人为地限定主流文学与科幻文学各自能够表现的题材和范式，在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之间加深文类鸿沟，也让科幻作家与主流作家陷入彼此攻讦之中。刘慈欣曾认为科幻作者学历高、圈子封闭、主流文学的交流很少，这种作家与文类间的偏见也不仅发生于中国，英国作家麦克尤恩日前也拒绝承认自己以人工智能为题材的新作《像我这样的机器》属于科幻文学。
2019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上，王德威将韩松的科幻小说“医院三部曲”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视为各据五四一端的两部著作。他认为，病、医疗与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又对此做了“大跃进”。将“医院三部曲”与《狂人日记》并置，实属学界和评论界对于科幻文学地位的空前认可。在近日公布的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公示名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幻小说作家韩松（“医院三部曲”）与王晋康（《天父地母》）的身影。
然而，比起确认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王晋康与韩松在中国经典文学中的位次，对于科幻文学这门文类更好的鼓励，也许是阅读科幻文类中无数默默无闻的创作者，以及发现他们的作品与现实建立起的密切联系。毕竟，正如达科·苏文所说，科幻文学最终是关于认知疏离和差异书写的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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