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历史上艺术的繁荣时期主要有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这三个时期。作为当时中央权力的周天子地位大大下降，因此文化的繁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是那些封建中央政权本身内在的基因决定的。也借此可以接近一个更为真实的颜真卿。这些自由和宽松的概念，往往意味着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削弱。而魏征和唐太宗之间微妙的关系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在文学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巨匠杜甫，其人生经历和颜真卿几乎差不多。
唐朝是一个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艺术的繁荣时期主要有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这三个时期。这三个阶段文化最为繁盛、名家辈出。
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比较容易理解，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个诸侯国竞相发展文学艺术和武器装备，各派思想家当时诸侯国之间讲学、传播思想。作为当时中央权力的周天子地位大大下降，因此文化的繁盛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门阀制度严重，权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但是这也往往使得这些家族本身文化传统得以完整的保留和延续。比如王羲之家族的书法传统。这一时期政治上的混乱给艺术以喘息的机会，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不复存在，因此文人们也相对自由，此时文化繁荣和艺术的昌盛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唯独唐宋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大一统王朝，并不具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诸如中央权力的削弱。相反的，这些稳定统一的中央王朝往往会演变成明清那样高压的文化政策。这是那些封建中央政权本身内在的基因决定的。封建制度下要求得社会稳定和统治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压制和控制。但是唐朝和宋朝的中央权力很强大，并且他们也是大一统帝国，但是他们却没有走向明清两代的命运，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颜真卿这个书法家入手，探求究竟。也借此可以接近一个更为真实的颜真卿。
我相信一句话：
时势造英雄。
当然这句话用在艺术家上也同样合适。时代永远是影响一个人成败得失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不管颜真卿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一定和那个时代离不开关系。我们总喜欢强调个人主观能力和努力的作用。诚然这是关键，但是个人能力仅仅对自己起作用，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于事无补的。个人除了随着时代的洪流奔流向前之外，别无他法。
很幸运，颜真卿生活在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里。唐朝和宋朝应该是足够历史上少有的大一统王朝中比较开放自由的朝代。唐朝上层统治者和整个帝国的封建官僚整体上带有颇为浓厚的异域色彩，因此在统治政策上也更加开放包容，少了传统儒家和法家那种拘谨、严苛的礼法和教条，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个好事情。
而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并不是意味着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它不是放荡和混乱的代名词，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往往意味着强大的包容力和艺术活力。封建制度的政治家和掌权者通常痛恨自由和宽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掌控力和安全感。而封建帝王权力的来源不是它的个人魅力，而是它所象征的生杀予夺的掌控力。这些自由和宽松的概念，往往意味着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削弱。
但是唐宋的统治者们显然在对追求这些掌控力上很克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而这样一个理想局面的形成从来都不是政治家个人的觉悟，它非得通过外力的限制才奏效。比如宋朝文人对皇权制约的一个手段就是创立各种各样祖宗之法和常规，当皇帝想要追求它作为皇帝那种没有道理的掌控感和安全感的时候，这些祖宗之法就是一个好的利器。而魏征和唐太宗之间微妙的关系更是体现了这一点。每当唐太宗想要杀死魏征的时候，长孙皇后总是一个比较有力的掣肘和制约因素。一旦她死后，这些制约就不复存在。
这些政治上的皇权限制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对于艺术家来说是绝好的创作条件。这是大环境中的政治因素。除此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大时代的人生经历也是比较关键的因素。
在文学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巨匠杜甫，其人生经历和颜真卿几乎差不多。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唐朝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安史之乱。这场混乱被后世的史学家所看重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唐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他还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央集权制度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这种制度渐渐走向它的穷途末路。
但是当时的杜甫颜真卿能否认识这么多？这还是我们未可得知的。但毫无疑问，这场战乱给他们带来得感受——伤心、绝望和痛苦都如实得被他们记录在他们得艺术作品中。比如杜甫大部分诗歌和颜真卿的《祭侄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