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商代理当已有日常性文书，用以管理国家，而甲骨文上的某些文字足以印证这一推论，也能印证周代文献所说的商代“有册有典”。部分甲骨文上的墨迹显示，商代可能已有毛笔，“书”展现的是手持毛笔写字。由此可见，商代日常性文书无疑就是竹简或木简，与春秋战国的一样。也就是说，商代日常性文书档案，极有可能被周人俘获，从而将上古史传承了下来。
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的上古共祖，但三皇五帝的传承过程，却存在很多谜团，让人破难理解。
根据史书记载，夏朝之前是三皇五帝时代，至于三皇五帝到底是谁，不同史书记载各不相同。除了我们熟知的《史记》版本之外，还有诸多版本，部分版本中还有庖牺（伏羲）、神农、炎帝、少昊、太昊等。可见，很多上古帝王的事迹传承了下来，被周人载于史册。
然而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查阅这份商代皇家档案时，却发现上面并没有三皇五帝、共工、祝融等的踪迹。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古史记载，帝喾或帝舜可能是商人始祖，但甲骨文中没有直接出现“喾”或“舜”，至少没有铁证证明两人在甲骨文中出现过。
按照传承顺序来说，三皇五帝传于夏商，然后再传于周代，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问题在于，既然甲骨文上没有三皇五帝的记载，为何周人却知道呢？
首先，甲骨文并非商代全部档案。
甲骨文是占卜文书，记载的是商代求神问卜的祭祀活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书，并非商代全部档案，其中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似乎可以理解。
当然，还有部分甲骨文已被当作“龙骨”吃掉，这就是“口吞商史”。说不定，我们念念不忘的很多内容，早已被人吞食了。
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商代理当已有日常性文书，用以管理国家，而甲骨文上的某些文字足以印证这一推论，也能印证周代文献所说的商代“有册有典”。
根据甲骨文上的“册”、“典”、“书”来看，“册”是竹简成书的形象，“典”（见上图）是双手捧着“册”的形象，“书”是手持笔在书写的形象。部分甲骨文上的墨迹显示，商代可能已有毛笔，“书”展现的是手持毛笔写字。
由此可见，商代日常性文书无疑就是竹简或木简，与春秋战国的一样。也就是说，商代日常性文书档案，极有可能被周人俘获，从而将上古史传承了下来。
其次，甲骨文未必没有记载三皇五帝。
甲骨文上大约有4500个文字，如今真正被破译的还不到一半，焉能说三皇五帝的名字不在没有破译的文字里？
之所以这么说，与商人对三皇五帝的姓名称呼问题有关。
1，三皇五帝的姓名，到底是哪几个字，其实如今并不确定，比如我们熟知的伏羲，周代文献中的称呼有伏羲、宓羲、庖牺、包牺、伏戏、牺皇、皇羲、伏牺、黄熊氏、太昊等。那么，商人如何称呼伏羲等人，我们并不知道。
2，秦始皇的书同文之前，中国没有文字大一统，夏商周时很多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文字。以战国七雄的马字为例，各国都不相同，即便身处战国时代的贵族，如果没有经过特别训练，也很难辨认出其他国家的文字，且除了秦篆之外，其他六国马字传承都已断绝。因此，商人、周人的文字中存在一脉相承的部分，但也必然存在大不相同的部分。
也就是说，商代对颛顼、伏羲等或许有所记载，但商人对他们的称呼、以及名字的写法，与周人的大不相同，相应文字也没能传承下来，于是如今我们就很难知道甲骨文中到底有没有三皇五帝的记载。
第三，三皇五帝或是各部族始祖神的大杂烩。
根据考古发现，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上古时期满天星斗，江浙、四川、河南、山东、山西等地都先后出现上古古国，而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或统一的联盟性质的国家。
其实，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生产力等条件来看，也不可能出现后世大一统的国度，只可能在某段时间内出现一个区域性的强大部族。
因此，史书上的三皇五帝、祝融、共工等人，应该只是各个部族的始祖神，或是各族在上古非常杰出的人物。
周代之后，黄、淮、江、汉一带的部族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华夏民族。但各族都有自己的神话，都有自己的始祖神，于是周代战国文人可能在此基础上将名气更大的始祖神保留了下来，并将他们编进一个共同的谱系中，于是就此形成了三皇五帝的传承。其中，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以线性传承的方式编写了五帝本纪。
商代时期，作为统治者的商人，一般只会祭祀自己的保护神，而不太可能祭祀其他部族的始祖神。由此，甲骨文中没有三皇五帝、祝融、共工等人的记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以上三种分析来看，笔者认为第三种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当然，上古很多历史被掩盖在迷雾中，真相到底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