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陵则日益骄横，起居无常，往往通宵达旦与宾客戏谑，不理政事，滥杀无辜。朱见潚埋怨母亲疼爱二弟见溥，就囚禁母亲，将其活活饿死。老三朱见澋怕遭大哥的毒手，遂将其劣迹呈报弘治皇帝，弘治帝召其入京，命廷臣会审，把朱见潚废为庶民，禁锢西内。房玄龄死后，房遗爱又图谋夺取哥哥房遗直的封爵，诬告房遗直对公主无礼。于是命人将胡衙内拿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收缴充公。
宋朝真实的衙内?古代的“衙内”们仗着有权有势的爹，为非作歹，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但愿现代版的“衙内”不再粉墨登场，让它永远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吧，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宋朝真实的衙内?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宋朝真实的衙内
古代的“衙内”们仗着有权有势的爹，为非作歹，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但愿现代版的“衙内”不再粉墨登场，让它永远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吧。
近年来，官二代或富二代违法乱纪的坑爹事儿不断被媒体曝光，引起民众和司法、教育界人士的关注。其实这类恶少或衙内历代皆有，我们不妨为现代版的“衙内”们寻寻根，看看古代衙内们干的那些事儿与如今有何异同。
“恶少”与“衙内”
《荀子·修身》曰：“端悫顺悌，则可谓善少矣；偷儒惮事（怠惰畏劳苦），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矣。”颜师古注《汉书》，将恶少解释为无赖子弟、无行义者。“衙内”一词本为唐朝的一种警卫武官之名，到五代宋初，藩镇亲卫之官多以子弟任之，世俗相沿，便称呼长官子弟为衙内，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官二代”。在我国史籍中，衙内一般多指官职，并无贬义。但到了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中，衙内演变成为权豪势要的代名词。如《水浒传》中那个企图霸占林冲妻子的高衙内，元杂剧中的刘衙内、杨衙内等，他们几乎都是有权有势，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官二代。
在历史上，衙内大多为恶少，恶少不尽是衙内，而他们活动的地点多集中于京城或大都会，所作所为常激起民愤，给社会治安带来严重威胁。打击惩处恶少，相对难度不大，如西汉和唐代的京兆尹赵广汉、薛元赏、李绅都曾对长安、汴州等地的恶少严厉打击，成效显著。衙内则不同，他们后台硬，权势大，对其惩处较难，除非是其靠山倒台，或者寄希望于少数清官的智慧与魄力。本文就史书记载和文学作品，给古代衙内的种种劣迹来个二次曝光。
史籍中的衙内
古代史籍中记载的恶少（多为群体代称）较多，衙内也代不乏人，而出身皇室的尤多，下面略举两例。《南史》卷六十五记载，陈叔陵是陈宣帝第二子，后主陈叔宝的异母弟。为人少有机辩，追逐声名，性格强硬。其父陈顼即位后，他封为始兴王，出任江州刺史，年方16岁。后又历任湘州、扬州刺史，前后为政严苛，敲剥百姓，部下畏惮。陈叔陵则日益骄横，起居无常，往往通宵达旦与宾客戏谑，不理政事，滥杀无辜。回京城任职后又修饰虚名，暗蓄异志。还经常干些盗掘古墓，强娶民女的勾当。太建十一年（579年），其生母彭贵人去世，陈叔陵竟然发掘东晋名相谢安的陵墓，将彭氏之柩安葬其中，而且在服丧期内召属下妻女与之奸淫。其种种不轨行径渐被宣帝所闻，但宣帝向来宠爱叔陵，仅仅口头责让而不加惩治。姑息必有后患，等到宣帝驾崩后，陈叔陵在父亲灵前就横刀刺杀兄长陈叔宝和柳太后，接着又占据京城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落得兵败被杀，抛尸大江的结局。儿子们都被赐死，生母彭氏的坟墓祠庙也旋即被毁。
明代大封皇族，奢靡骄横加特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昏庸无赖子孙，仁宗朱高炽的玄孙朱见潚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朱见潚是靖王朱祁镐的长子，承袭王爵，封地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他兄弟三人，二弟朱见溥与其一母同胞，另有个异母弟朱见澋。朱见潚埋怨母亲疼爱二弟见溥，就囚禁母亲，将其活活饿死。旋又打死朱见溥，骗弟媳何氏入宫而逼淫之。又贪恋堂弟朱见潭的妻子茆氏貌美，便将婶母马氏剃发而鞭之，用土囊（一种杀人刑具，用装满沙土的袋子压死或闷死囚犯）压死朱见潭，强行把茆氏带入自己宫内。还常常纠集一帮恶少年，轻骑微服，渡过汉江去抢夺民女。老三朱见澋怕遭大哥的毒手，遂将其劣迹呈报弘治皇帝，弘治帝召其入京，命廷臣会审，把朱见潚废为庶民，禁锢西内。到弘治七年（1494年），又发现朱见潚与其子有异谋，最终将其赐死。
历代大臣子弟也有不少坑爹的事儿。且不说蔡京、秦桧和严嵩等三对父子，他们既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坑害了国家与百姓；即便是名臣良将之门也难免出不肖子弟。房玄龄和杜如晦是唐初两位著名贤相，他们同心辅佐唐太宗，促成了贞观之治。然而在他们把精力投入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却忽略了教子、“齐家”的重要性。房玄龄的夫人是出了名的妒妇，连唐太宗都畏惧她几分，这是祸是福不好评论，但被不肖子弟所坑总归是令人惋惜的事。
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娶太宗之女高阳公主为妻，官拜驸马都尉、散骑常侍。由于高阳公主极受太宗宠爱，房遗爱也比其他驸马更骄横恣肆，与公主成天游猎无度，纵酒淫乱，还大肆收受贿赂。房玄龄死后，房遗爱又图谋夺取哥哥房遗直的封爵，诬告房遗直对公主无礼。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事，却查出了公主与房遗爱的谋反罪状，结果房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诸子流放岭南，连带他老子房玄龄也被取消了配享太宗祠庙的资格。
杜如晦的次子杜荷也娶了唐太宗第十六女城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尚乘奉御（掌管皇帝御马的官），封襄阳郡公。史载其性格暴躁诡异，不遵法度。贞观十七年（643年），杜荷与汉王李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建议太子李承乾兵变。杜荷说：“天文有变，宜建大事，陛下（指唐太宗）当为太上皇。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纥干承基告发太子谋反，杜荷、侯君集等人皆被斩首，其兄杜构受牵连被贬死岭表。
明前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号称“三杨”，前后仕宦永乐至正统四朝，也是当时的名相，史官将他们与唐代的房、杜、姚、宋相媲美。然而这三家也都出了不肖子弟。《万历野获编》卷十八“三杨子孙”条说：“杨士奇之子稷，淫恶杀人，坐斩瘐死锦衣卫。杨荣之子恭，以尚宝司丞居家，与人争产，法司论杖为民。遇赦求复职，而英宗不许。其孙泰为建宁卫指挥，与子华（一作“晔”）杀人，为西厂汪直所发，坐斩籍没。杨溥之孙尚宝丞寿，殴死家奴，事觉，刑部尚书俞士悦言寿罪虽律当徒（古代五刑之一，强制劳役的刑罚），然奴由恩赐，又祖所爱，今寿杀之，有亏忠孝，请勿以常律论。赖大理卿萧维桢争之得免。然则三杨后人，俱不能承堂构矣。宁特杜荷、房遗爱为千古所慨耶！”
《明史·杨士奇传》也记载：“士奇既髦，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议不即加法，封其状示士奇。复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遂下之理（交由司法机构审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因病休假），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月三日卒……有司乃论杀稷。”如此看来，杨士奇简直就是让不肖子给气死的。
嘉靖朝的抗倭名臣胡宗宪，也曾被其子坑得有苦难言。据《明史·海瑞传》，海瑞当年到浙江淳安任知县，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又位于南北交通要道，过往官员较多，地方应酬不暇，百姓不堪其扰。海瑞上任后，严格按标准接待，对吃拿卡要的官员绝不买账，淳安的吏治为之改观。一天，总督胡宗宪之子率一群随从路过淳安，驿站官员不知来者是谁，接待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海瑞听说后，立即赶到驿站，见胡衙内竟然如此胡作非为，上前喝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对海瑞恐吓说：“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的公子！”海瑞冷冷一笑，说道：“胡总督以前巡察路过本县，曾交待一律不得铺张接待。看你们行囊如此充盛，一定是假冒的胡公子。”于是命人将胡衙内拿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收缴充公。事后，海瑞还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胡宗宪教子不严，自知理亏。海瑞就这样巧妙地制服了胡衙内的巧取豪夺，对其他过往官员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元杂剧中的衙内
元杂剧是反映宋元社会生活的一面多棱镜，作品中的衙内形象乃是现实中衙内的艺术概括。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是一出深刻揭露社会黑暗的优秀剧目，其剧情是：北宋时陈州（今河南淮阳）大旱，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朝廷派出权豪势要刘衙内的儿子刘得中和女婿杨金吾去陈州赈灾，临行前刘衙内却让儿子女婿借机搜刮百姓。小衙内等人到陈州以后，勾结当地的斗子（掌管粮仓的差役），小斗出，大秤进，陈州百姓怨声载道。平民张撇古当众揭露其罪行，又被小衙内用御赐紫金锤打死，张撇古遗言让儿子找包公伸冤，最终包青天利用智慧，让小撇古也用紫金锤打死了小衙内，为父报了仇。
剧中的刘衙内父子可谓典型的恶少无赖，刘衙内上场时自报家门道：“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小官刘衙内是也。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小衙内的定场白更为直露：“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帮闲钻懒，放刁撒泼，哪一个不知我的名儿。见了人家的好器玩、好古董，不论金银宝贝，但是值钱的，我和俺父亲的性儿一般，就白拿白要，白抢白夺。若不与我呵，就踢就打就挦毛，一跤别翻倒，跺上几脚，拣着好东西揣着就跑。随他在哪个衙门内兴词告状，我若怕他，我就是癞蛤蟆养的。”一番自白将其拼爹心理和无赖嘴脸活脱脱呈现出来。
关汉卿的杂剧《望江亭》中有一个杨衙内，他三妻四妾还不满足，又觊觎寡妇谭记儿的美艳，欲强娶为妾。后谭记儿嫁给了潭州官员白士中，杨衙内怀恨在心，必欲置白士中于死地，遂诬告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并动用权势关系从皇帝那里讨来了势剑（尚方宝剑）金牌，亲率几名家丁到潭州来取白士中的首级。但没料到谭记儿非等闲女流，于中秋之夜巧扮渔妇踏上杨衙内的官船，杨衙内见渔妇美貌，又动了邪念，谭记儿将计就计，用酒灌醉了杨衙内及其帮凶，骗得了势剑金牌和文书，使杨衙内的阴谋最终破产。接着杨衙内又被朝廷派来的都御史治了罪，杖八十而削职归田。
武汉臣的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同样写包公断案故事，剧中的庞衙内也是个“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的权豪势要，而且专门与穷秀才作对。他夺走了潦倒秀才郭成祖传的宝物生金阁，强占了郭成的妻子，还要了郭成的性命。包公在审理此案时难以走正常程序，于是采取先与庞衙内套近乎，再赚出宝物，诱出口供的方法将其法办。可见庞衙内在官场的势力之大。
刘衙内与杨衙内、庞衙内的上场诗几乎相同，这说明元杂剧中的人物存在脸谱化现象，但其中所揭露的衙内危害社会现象无疑具有典型性，而且是真实可信的。这在元代的散曲中也有反映，如王和卿的《咏大蝴蝶》写道：“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有研究者认为大蝴蝶就是为当时任意强占民女的权豪势要画的像。
古代的衙内们是特权阶层，封建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其罪行难以受到应有的制裁。《陈州粜米》中的小衙内打死了平民张撇古，要不是包拯的智慧，小撇古绝不可能为父报仇。《望江亭》中的杨衙内受到惩处，更是借助了谭记儿的智慧与胆量，一个弱女子能战胜恶势力，其中明显带有理想成分。明代杨士奇的公子罪恶昭彰，也是在杨士奇死后才被绳之以法的。
我们身处现代法治社会，绝不能容忍权力或财富凌驾于法律之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在古代只是百姓的良好愿望，而今天的法律从业者则应当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尊严，无论犯罪者是何来头，有何背景，定要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应有的惩处，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还百姓一个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