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馽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庄子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的政治主张。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馽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态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马之真性本章开篇即谈到马之本性：蹄子可以践踏霜雪，皮毛可以抵御严寒，饿了吃草渴了喝水，举足跳跃，活得悠然自得，颇具风骨。无论是高台大殿，还是精美马厩，对马来说都全无用的。
唐代文学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创作了一篇借马寓意的《马说》，叹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意思是世间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可是伯乐不会经常有。所以即使有出名的马，也只是辱没在仆役的马夫的手里，和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的里面，不因为日行千里而出名。那么所谓的伯乐又是怎样对待这些马儿的呢?
伯乐治马等到人人尊敬的伯乐出现后，自信满满地说：“我善于鉴别良马。” 就开始用各种方法管理和驯服马：烧红的铁器灼烧马毛、修剪马鬃、凿削马蹄甲、烙制马印记，用络头和绊绳拴连它们，用马槽和马床来编成一排，装扮成人们喜欢的模样，做人们需要它做的事情，这样一来马就死掉十分之二三了。饿了不给吃、渴了不给喝，还有皮鞭和竹条的威逼下急骤奔跑。马的天性就这样失去，这样一来，马已经死去一半了。
庄子强调伯乐与马性的对立，严于马与野马的区别，实际上是要说明现实社会中“人”（人为）与“天”（自然）的尖锐对立以及人的自由本性遭到摧残破坏的社会文明之现状。
正是由于世人的人为控制马的行为，破坏了马的逍遥自由的自然本性，在庄子看来，人类对马之真性的矫损，最终也将有损于人类自身。
陶匠治埴木制作陶器的人说：“我擅长整治细密的粘土，把粘土捏成陶器，圆的合乎圆规，方的与矩尺相符。”木匠说：“我擅长运用木材，把木材制成木器，能使弯曲的合于钩弧的要求，笔直地跟墨线吻合。”要说粘土和木材的本性，难道它们愿意去迎合圆规、角尺、钩弧、墨线吗？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称道伯乐善于管理马，而陶匠、木匠善于整治粘土和木材，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啊！
庄子认为，伯乐驯马，陶人制陶，工匠锯木，都违背了万物的自然本性，奉行万物因我善治而为我所用的原则，人对物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民之真性在道德昌盛的时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我认为他们不是这样的。那些普通老百姓，有他们永不改变的本能和天性，织出布做成衣服穿，种出粮食做成饭吃，这就是人们共同的德行和本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浑然一体没有一点儿偏私，这就叫做任其自然。所以上古时期是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时代，人们的行动总是那么持重自然，人们的目光又是那么专一而无所顾盼。
正是在这个年代里，山野里没有路径和隧道，水面上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人类的居所相通相连而没有什么乡、县差别，禽兽成群结队，草木遂心地生长。所以人们可以牵引着禽兽游玩，也可以任意攀登到树上去观看鸟儿的巢穴。在那人类天性保留最完善的年代，人与鸟兽混杂而居，与万物聚焦在一起，哪里会有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呢？人们都不会用智巧，自然的天性也不会失去，人们没有私欲，都很纯真朴实，人人都能够把持自然的本色，就能保持自然的本性。
圣人治天下到了圣人出现，勉为其难地去倡导所谓的仁，竭心尽力地去追求所谓的义，于是天下才出现了迷惑与猜疑。放纵无度地追求享乐，繁杂琐碎地制定礼法，于是天下开始分离了。所以说，原本不被砍伐，谁还会刻意雕刻酒器呢。美玉没被毁裂，谁会用它雕刻玉器。
人类原始的自然本性不被废弃，哪里还用得着施行仁义。人类固有的天性和真情不被背离，哪里用得着礼乐。五色没有错乱，谁需要调出文采。五声不被错配，谁还需要迎合六律。因此，损坏原木做成各种器皿，这是木工的罪过；废弃人的自然本性而推行所谓的仁义，这是圣人的罪过。再来说说马，生存于陆地吃草饮水，高兴时两颈相交相互触摩，生气时两背相对互相踢撞，马知道的也只有这些了。等到后来，给它套上马具驾在辕前横木下，用月形饰物装饰在额头上，那么马才会斜着眼去看，僵曲着脖子和轭木相抵触，狂躁不羁，或企图吐出嘴里的衔头，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所以说马的智力变得跟盗贼一样狡诈，竟然和人作对，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
上古赫胥氏的时代，普通百姓在生活中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走路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口里含着食物嬉戏，鼓着吃饱的肚子游玩，人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出现圣人，教导人们弯腰折背地学习礼乐，以便规范天下人的行为举止，倡导仁义安抚天下的百姓，使他们从此尽心尽力地崇尚智力，争夺私利，却不能加以阻止。这也是圣人的罪过啊！
在庄子的哲学中，养育万物，需要我们少私寡欲，返璞归真，回归最原始的本性，“伯乐”象征着虚伪的仁义、法制之类的人为的东西，而“马之真性”则比为素朴之常性及人类社会之理想状态，然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资源，就有了贫富的差距，生存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更多的占有和获取，素朴的民性及理想的“至德之世”逐渐消失了。
庄子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的政治主张。在庄子的眼里，当世社会的纷争动乱都源于所谓圣人的“治”，因而他主张摒弃仁义和礼乐，取消一切束缚和羁绊，让社会和事物都回到它的自然和本性上去。
在庄子的内心深处，构筑着一个理想国，即“至德之世”，在那里没有纷争，没有差别，不但人和人之间亲善友好，人和动物也是和睦相处。野兽们可以任由人们牵引着四处闲逛，鸟巢里的小鸟也不惧怕人们爬上树来窥探。“彼民有常性”，常然状态下的人们不懂得要聚敛财物、贪求声名，也不懂得使用技巧来驯养动物。百姓无知而无欲，宛如生活在安详美好宁静自适的远古社会。庄子追求的并非一个理性机制绝对完备、物质生活充裕富足的世界，相反，蒙昧混沌、真性不失才是他所向往的境地。
引申到企业管理，如今职场的中坚力量是90后、00后的员工，也如同“野马”般个性张扬，天性奔放，有才华又任性，在独立思考与选择方面有很高的自主性，缺乏团队忠诚感。作为管理者，需如何驾驭这些“难管”的新时代员工呢？
庄子在本篇中，将“自由天性”拆分为两层内容。
第一层，过度多为的管理，压制和侵害了自由天性。第二层，乱作妄为的管理，激发了人性之恶和人际纷争。
管理者如果只是先入为主，一味强加干预的硬式管理，让员工规规矩矩，按章做事，只会适得其反，管理者需要营造和促成“自由管理”的氛围环境，需要做到四点：
其一、尊重权限和界限。尊重群己边界，懂得尊重员工，保持界限与底线，员工在团体中体验到最大的自由度与获得感。
其二、无论自我管理还是团队管理，都不宜设置过多、过细的规章、制度、程序，因为它等于设置了过量的路标与路障。
其三、努力营造低权力距离指数的工作场域，给予员工更多自由度和宽松感。
其四、在企业文化理念上、在制度上给员工提供自由宽松的环境。
把握“自由管理”策略的人性化与趣味度，可以实现既有效益又有温度的管理，激发个体的主动参与性与创造性，构建和谐凝聚的团队生态。
【成语】规矩钩绳：意思是指应当遵守的标准、法则。
诡衔窃辔:意思是马吐出嚼子，咬断缰绳，比喻不受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