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人出现后的大约30万年中，人均收入很少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瘟疫和饥荒普遍存在，四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周岁，女性经常在分娩时死亡，平均预期寿命极少超过40岁。预期寿命提高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则延长了人力资本投资和降低生育率的激励。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人口大转型，切断了经济增长同生育率之间长期以来的正向联系。在2017年，大多数发达国家民众的预期寿命超过8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五，而在最不发达国家，预期
张宏/文
故事的开头是美国布朗大学校园里的一只松鼠。
这只松鼠的祖先曾在几千年前遍布北美洲各处的原始森林，几千年来，松鼠的命运几乎一成不变。它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用于采集食物、躲避天敌、寻找配偶，以及在糟糕的天气中找寻庇身之所。
从大约30万年前出现智人以来，对绝大部分人类而言，生活的基本动机其实与那只松鼠颇为相像，都在追求生存和繁殖。在数千年中，在全球各地，人类皆处于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并极少发生改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过去短短几个世纪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漫长历史的尺度看，人类的生活品质完全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
这一经济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全球各个地区为何仍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以色列裔美国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Galor）的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从人类之初走出非洲开始讲述，直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增长难题，试图找出一把破解经济增长之迷的钥匙。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顺流而下地讲述人类是如何跃出马尔萨斯经济停滞的“贫困陷阱”，在近几个世纪实现突破性的经济迅猛增长；二是溯流而上剖析制度、文化、地理等多种客观因素如何驾驭经济增长的马车，甚至再度触及人类最初走出非洲时已经命定的社群多样性，解释地区不平等的深层原因。
由此，奥戴德·盖勒创立了“统一增长理论”，从宏观历史的视角来解读当代的各类经济问题，对人类成功解决包括气候变暖等共同挑战抱有极大的乐观。但他的部分观点也不乏争议。
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以] 奥戴德·盖勒 /著
比较/中信出版社
余江 /译
2022年8月
经济停滞的困局
广为接受的“走出非洲”假说认为，6-9万年前智人受困于人口增长导致的土地与资源稀缺，开始走出非洲，成为后世遍布全球的全体现代人类的祖先。人类大体上通过两条路线进入亚洲：北线从尼罗河三角洲和西奈半岛进入东地中海区域，南线通过红海入海口的曼德海峡进入阿拉伯半岛，而后逐渐进入东亚、澳大利亚、欧洲，并跨过白令陆桥深入美洲大陆。
气候条件的好转使智人得以逐渐从游移状态转向定居生活，农业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总体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条件。但这种改善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就会陷入逆转，形成了经济停滞增长的贫困陷阱。
18世纪，英格兰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影响巨大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走出非洲来到新生态环境的史前人类会获得大量新资源，能够快速增殖繁衍，且不降低生活水准，但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上升，人口增长将吞噬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收益，令人类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再度陷入贫困，周而复始，不断重演。
快速的人口增长和过度掠夺最终导致社会崩溃，有一个极端而凄惨的案例见于偏僻的诸多波利尼西亚部落。他们在13世纪初来到太平洋复活节岛，在400年间因为有丰富的植被和广阔的捕鱼水域而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建立起繁盛的文明，尤以岛上令人惊叹的摩艾石像最为著名。但人口增长给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压力，到18世纪初复活节岛上的鸟类完全灭绝，森林遭到毁坏，使人们难以修造和维护渔船，由此引发的内斗使人口减少了近80%。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还描述了发生在南太平洋上的皮特凯恩群岛、美国西南部地区的美洲土著人群体、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格陵兰岛定居的北欧人部落等地的类似社会崩溃案例。
在智人出现后的大约30万年中，人均收入很少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瘟疫和饥荒普遍存在，四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周岁，女性经常在分娩时死亡，平均预期寿命极少超过40岁。但西欧和北美突然开始见证各种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准普遍快速提升，世界其他地区亦追随其后。特别是自19世纪初以来，与漫长的马尔萨斯时代相比不过瞬间光景，全世界的人均收入已经飙升了14倍，预期寿命也增长了一倍以上，人类跳脱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
变革之轮
奥戴德·盖勒对物理学似有偏爱，善于套用物理术语来解释经济现象。物理学家尝试设计一个“大统一理论”，对宇宙中的所有物理现象做出一致的解释，把量子力学同爱因斯理的广义相对论融通起来，并把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这四种基本的自然作用力纳入其中。受此启发，奥戴德·盖勒雄心勃勃地建立起自己的统一增长理论，希望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做出深刻的解释。这一理论覆盖整个人类发展历史时期，上溯至30万年前的智人时代。奥戴德·盖勒认为，在漫长的马尔萨期经济冰河时期的水面下，涌动着促发社会剧烈相变的神秘变革之轮，这些变革的力量在长久酝酿之后悄然突破临界点，单因素的微小变化导致复杂动态系统突然剧烈变化，就如同在温度超过阈值后水由液态变为气态。隐形转动的巨型齿轮在整个马尔萨斯均衡时代不停运转，最终突破桎梏，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经济增长历程。
人口规模是其中一个变革之轮，人口规模与技术变革相互促进。马尔萨斯时代的技术进步让人口更加密集，在12000年间数量增加了约400倍，人口规模的增长又推动了创新步伐加速。人口结构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类似达尔文所述的“自然选择”式的优化，注重教育的家庭的子女可以在长期竞争中胜出，使其后代成为社会主流。这些更多且更具适应性的人群也反过来推动技术进步，最终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来的创新集中涌现，工业革命降临。
在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创新速率突然加快，大众教育普及，童工现象终结，对女性、家庭和生育带来冲击性影响，进而导致社会相变，出现“人口大转型”，推动完成人类最终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最后一跳。
人口大转型
1870-1920年，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育率下跌了30%-50%，美国的下降势头更猛，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加上死亡率的下降，被称为“人口大转型”。人口大转型动摇了马尔萨斯机制的一个基石，收入增长不再转移到支持人口膨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看到，技术进步带来长期生活水准的提高，给停滞时代敲响了丧钟。生育率下降撬开了马尔萨斯陷阱的闭合口，并预示着持续增长的现代社会的来临。
工业革命创新的不断涌现，要求劳动者必须拥有不断更新的技能与知识，从而也让父母们增加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投资，因此生育数量更少的孩子。预期寿命提高和儿童死亡率下降则延长了人力资本投资和降低生育率的激励。与此同时，性别工资差距缩小增加了养育子女的成本，提高了小规模家庭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共同引发了人口大转型，切断了经济增长同生育率之间长期以来的正向联系。
生育率的显著下滑让经济发展进程摆脱了人口增长的对抗效应，使技术进步得以永久性地提升繁荣程度，而不再是昙花一现。由于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得以进一步加速，从而推动了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持续提升，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相变时期，摆脱了马尔萨斯贫困陷阱。
财富不平等的起源
相比对经济长期增长原因的解释，对财富不平等进行追根溯源可能更具挑战。有关全球发展不均衡的根源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但奥戴德·盖勒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在统一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对经济长期增长与财富不平等进行系统性地解答。当然，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
过去数十年里，数千非洲偷渡者在横渡地中海时丧生，但出于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后继者仍不乏其人。当今世界不同地区存在着巨大的生活水准差异，包括人权状况、公民自由权、社会和政治稳定度、教育质量、预期寿命、收入能力，以及暴力冲突发生频率等等。在2017年，大多数发达国家民众的预期寿命超过8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五，而在最不发达国家，预期寿命不足62岁，婴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六十。
传统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主要是不当的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一整套结构性改革来根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朝鲜半岛入夜后南北两个部分的灯光图，北部一片漆黑，南部灯火通明。但奥戴德·盖勒认为，这种假说建立在一个根本的误解之上，因为它忽略了深层因素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真正有效的策略应该盯住背后的基本因素，它们才是造成国与国之间经济增长极大差异的真正原因。
奥戴德·盖勒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很大差别植根于数千年以来的漫长进程，起源于遥远过去的制度、文化、地理和社会特征，通过独特的历史路径驱动文明发展，导致各国财富水平走向分化。全球化与殖民化具有不对称效应，加快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步伐的同时，却延迟了落后国家逃离贫困陷阱。为固化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而设计的攫取性殖民制度在世界某些地方得以延续，使各国财富水平的差异更趋恶化。
在不平等根源的内层，植根于地理与遥远过去的深层因素，往往支持某些地区兴起有利于增长的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其他地区则发展出了不利增长的文化和制度。若继续回溯，可以看到人类在数万年前走出非洲时的最初脚印。这个迁徙过程决定了不同人类社群的多样性程度，这点直至今日仍对财富增长具有影响力。
对于困扰现代人类的重大挑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奥戴德·盖勒表现得非常乐观。他认为从以往人类不断战胜各种挑战的历史经验来看，气候变暖也必然得到很好解决。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自负，并妥善利用资源，从进步时代起就被空前释放的人类的伟大创新力加上下降的生育率，将可以保证所需的革命性技术及时出现，在未来几个世纪中，当前的气候危机将变成褪色的记忆。如同人类此次快速开发出疫苗，战胜新冠肺炎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