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罪犯而言，每逢“大赦”，都是一种难遇的福音。然而，汉朝有一位皇帝，他在位22年间，统共大赦天下了20次。他就是汉灵帝，用实际行动夺得了历史上“大赦天下”最高数量的冠军。要知道，“大赦天下”所赦免的范围，虽然不是普天之下全部的罪犯，但也囊括的范围不少。对于古代的赦免制度来说，“大赦”是涉及到犯罪类型最广泛的一种赦免形式了。直到汉朝末期，“大赦天下”竟然越发频繁，以至于失去了原本的效用。
在封建朝代，一般改朝换代或发生重要事件时，君王为了彰显自己的君恩浩荡，通常会采取一种得民心的方式：大赦天下。
对于罪犯而言，每逢“大赦”，都是一种难遇的福音。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尤其是在相对和平的繁盛时期，“大赦天下”的几率其实并不高。
然而，汉朝有一位皇帝，他在位22年间，统共大赦天下了20次。他就是汉灵帝，用实际行动夺得了历史上“大赦天下”最高数量的冠军。可实际上，几乎一年一度的“大赦天下”，如此频繁，真的是好事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般情况下的“大赦”，是为了彰显君恩的特殊情况，特殊问题要特殊对待。反过来，如果“大赦”变成一年一度的事，跟过节一样频繁有规律，那就是间接挑战这个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挑战统治者的权威，根本起不到任何震慑作用。
设想一下，生活在汉灵帝时期的老百姓，假使对皇帝“大赦天下”这件事摸准了规律，也就不害怕犯事了。反正只要不是谋反这样的大事，抢个劫、做个乱，即便是把逮住了，不过是关一段时间，逢明年的“大赦”又被释放出来了。这样的话，还有谁会真正把朝廷颁布的法令放在眼里呢？
要知道，“大赦天下”所赦免的范围，虽然不是普天之下全部的罪犯，但也囊括的范围不少。对于古代的赦免制度来说，“大赦”是涉及到犯罪类型最广泛的一种赦免形式了。据史料记载，如果皇帝下旨要大赦天下，且大赦诏书内注明，按照惯例本不应赦免的罪责也可以赦免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犯罪几乎都能赦免。
因此，从后世的角度看，封建时期所谓的“大赦天下”，也是分为两种情况的。第一种是“赦所原”，第二种是“常赦所不原”。通俗来讲，就是字面的意思，一种是赦免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通常赦免所不能被原谅和宽宥的罪行。
假如皇帝决定大赦天下，颁布的大赦诏书中，只有“罪无轻重，咸赦除之”这一类的文字，那么就是指的第一种赦免类型，而“常赦所不原”的罪行，就不再赦免范围之内。
比如，隋朝大业八年有一次大赦，其中诏书大概是这样写的：“罪无轻重，皆赦除之。其常赦所不免，谋反大逆，妖言惑众，语及国家，并不在赦例。”这就意味着，只是一次普通的大赦，并不包含“常赦所不原”的罪行在内。
对于汉朝来说，如果大赦诏书里面注明了“诸不应宕者，皆赦除之”等字样，就说明“常赦所不原”这一类的罪行，也在赦免范围之内。如果运气好的话，恰逢这样的大赦，就算是定了杀头期限的死刑犯，也可能会被无罪释放。
汉朝之初，“大赦天下”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定制和惯例。一般来说，形成惯例的话，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一次。然而，据史料记载，汉惠帝、汉景帝、汉武帝等登基时，都没有大赦。大概是从汉元帝开始，“大赦天下”成为一种定制，此后除了新皇登基，包括立太子也会颁布大赦诏书。但实际上，汉朝的一些太子是比较特殊的，没有多少机会建储，所以像管 《后汉书·礼仪志》中所记载的“拜皇太子，大赦天下”的情况，在具体情况下并没有百分百遵循。
到了后来，“大赦天下”逐渐发展为一种惯例，每逢发生重要事件时，基本上都会以这种赦免形式来显示皇恩浩荡，以此彰显德政，拉拢民心。直到汉朝末期，“大赦天下”竟然越发频繁，以至于失去了原本的效用。
想必汉成帝也没想到，到了汉灵帝刘宏这里，每年一次“大赦天下”，闹得跟玩似的，如果在天之灵估计也会惊掉大牙吧。
总而言之，“大赦天下”作为封建社会统治者赦免制度的重要一面，如果运用得好，就能施展德政、得人心。若运用得不好，过于泛滥或严苛，也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
譬如这位“大赦天下”的冠军汉灵帝，即便是赦免的次数多又有何用，出现的问题没能对症下药，效果也起不到，自然也没能挽救汉朝的急转直下与逐渐衰亡。
作者：我方团队月落星沉
参考资料：陈松梅《汉代赦免制度探析》、计白当黑《历史上各朝代大赦天下的频率有多高？》、邬文玲《汉代赦免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