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分封，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以及中原卫国等，最为重要。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为代表。昭王十九年，再起王师，驱车南下，直取江汉，周初封建的“汉阳诸姬”国，踊跃参战，为王师先导。孰料，前次为喜剧，潇洒走一回，此次乃悲歌，南伐而不归。有关此次丧师之战，参战各方皆无语。故王师不归，必水战所为。
周公东征
商在盘庚迁殷以前居奄地，那奄地，就在今之山东曲阜。
迁殷以前，商人不停地迁徙，在奄地与殷地之间，迁来迁去。周人搞定了殷地，自然不会放过奄地，那里是殷商的根据地。派谁去？当然是周公最合适。周初封建，就把殷商老家奄地做了周公的封地，还把就近的“商以前故国”营丘做了姜太公的封地。
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周公摄政，兄弟相争，武庚叛乱。不得已，周公东征，平兄弟之乱，灭武庚，分殷民，复位封国。此次分封，以东方齐、鲁，北方晋、燕以及中原卫国等，最为重要。
为安定殷遗民，又封殷之贤者微子启于宋，以示周人兼容。
对于殷民，周公不再立国监管他们，表面上，让殷人建国，由殷人自治，实则，分散殷民，分而治之。如，分殷民六族于鲁，分殷民七族于卫，又经营东都洛邑，将殷民置于王畿内，纳入周人监控，同时，战略重心东移，以齐、鲁诸国，直接控制殷民殷地。
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完成。
武王伐纣，乃出其不意，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则“用正”，《尚书·大传》说：“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打了三年。
“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说：“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奄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这次东征，先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制。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上述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受此启发，别墨以为，周公东征，就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泰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15“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傅斯年所见，无及于此，故其言，直到东汉以后，方才进入“南北”问题，忽略了中间的历史形态。例如，傅言“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这样的说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上古历史曾有过方国时期，还忽略了自三代以来的王朝时期，就有楚与吴越，与中原分庭抗礼，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昭王南伐
“南北”问题，也不是要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其时，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143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周人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为代表。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伐。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伐，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阻击了周人的梦想。
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出土西周铜器共103件，其中有《史墙盘》，作器人“墙”为史官，盘之铭文，记载了昭王伐楚，铭曰：“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
另有安州六器，乃北宋时，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铭器，作器人“中”，曾随昭王伐楚，亦铸器铭记昭王南伐。
“墙”和“中”作的铭器，铭记了昭王十六年南伐，那一次，王师浩荡，渡汉水，过长江，抢占了铜绿山矿，俘金无数，凯旋而归。可刚一回朝，钟鼓才鸣，欢庆未罢，江南虎方、扬越又反了。须，周公东征，踏踏实实打了三年，昭王南伐，哪能一蹴而就呢？
昭王十九年，再起王师，驱车南下，直取江汉，周初封建的“汉阳诸姬”国，踊跃参战，为王师先导。孰料，前次为喜剧，潇洒走一回，此次乃悲歌，南伐而不归。
有关此次丧师之战，参战各方皆无语。周人无语，或为尊者讳；楚人无语，以示王师不归与其无关。我们不妨来揣摩一下当时的战局，楚人用兵，或如孙子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放开大路，任王师长驱，待其归时，一路游击，最后，以水战决战于汉水。
这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水战，虽然没有正规的战船，没有正式的水军，但水战却已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昭王六师难道会自动沉入水底？或曰，土人用了胶粘的船来迎送王师，船行江中，胶已化开，船漏而沉，溺于江底。说来近乎逸事，聊为谈资。
须知，周有“舟礼”，《尔雅·释水》就有：“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桴。”“造舟”，乃多船并列；“维舟”，以四船并列；“方舟”，为两船并列；“特舟”，指单船；“桴”，指筏子。周人礼制森严，土人怎能沾边？再说，周武王时，已有人专门管理舟楫，负责渡水济河，运送兵员。据《史纪·齐太公世家》载，孟津誓师，抢渡黄河时，太公命“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这位“苍兕”，即为“舟牧”。
故王师不归，必水战所为。初级阶段水战，或如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以水性泅之船底，凿船而沉之。周人死于非命，自然无话可说，楚人胜之不武，也不好意思说。然其意义却深远，犹如后世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皆以一战定南北，渐以战船与战车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