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朋友的介绍，周吉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周总，并认他为儿子。明代时，对于冒籍现象的打击十分严厉，一旦查出，不论中式与否，都要严惩。清代时，冒籍现象猖獗，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仅西部省份存在冒籍现象，东部省份也有冒籍现象。伯伯，把自己的籍贯改为台湾，这是典型的冒籍行为。外来考生挤占了当地考生的取中名额，引起了当地考生的不满与阻挠，甚至到官府控告，外来考生与本地考生的之间关系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科举考试是按地区、省份分配录取指标的，也就是说每个省都有固定的名额。这样做是为了让各省考生都能享受到科举带来的红利，而不至于发生有些偏远落后的省份出现“光头”的现象，从而达到笼络天下士子的目的。
不过，按名额录取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江浙地区向来文风兴盛，不但读书人多而且整体水平高于其他省，竞争就会十分激烈，一些相对优秀的考生将被面临淘汰的结局；而像甘肃、云南、贵州等省份则反之，考生获得功名相对更加容易。如此一来，就出现了科举考试中的“冒籍”现象。
“冒籍”指的是一些竞争激烈省份的考生冒充籍贯到相对落后的省份应试，北宋时期，冒籍现象比较多，东南地区的士人经常移籍到容易考取的河北五路参加考试，关于冒籍，在史书上就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周总冒籍。
据《闲居诗话·周总认父》记载，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有个叫周总的福州人因为滞留在京师，不能及时回家报考。情急之下，他带着厚礼来到谯郡（今河南商丘一带）拜访一个当官的朋友寻求他的帮助，希望能在谯郡报考。这个朋友当然知道朝廷有规定，不允许外地考生寄籍报考。但是朋友之情不好推辞，他表示自己有一个叫周吉的人，家境不错，可以让周总认周吉为父。
经过朋友的介绍，周吉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周总，并认他为儿子。这样周总报考的时候，履历上都填上了周吉一家祖上三代人的姓名。不久，周总顺利通过了谯郡的考试，有资格到京师开封参加省试。欣喜若狂的周总急忙写信给福州的父亲报喜。他父亲写了这样一首诗回给他：
文章不及林洪范，德行全亏李坦然。
若拜他人为父母，直须焚却蓼莪篇。
周总的父亲用《尚书》中的《洪范》篇，《诗经》中的《蓼莪》篇用来讽刺周总乱改祖宗三代的名字。意思是你周总文章写得并不好，又没有德行，连祖宗都不要了，实际上是骂周总不孝。被父亲责骂后，周总满心欢喜顿然消失，背上不孝骂名的他不久郁闷成疾，撒手西归了。
明代时，对于冒籍现象的打击十分严厉，一旦查出，不论中式与否，都要严惩。普遍的做法是在贡院前枷号示众一个月，还有的被打成重伤，最轻的也要革掉考生的应试资格，发回原籍。
清代时，冒籍现象猖獗，而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不仅西部省份存在冒籍现象，东部省份也有冒籍现象。清代，福建文风颇盛，尤其是沿海各府县童试竞争激烈，而台湾新设府县县学生员名额较多，比较容易考取，因此许多福建的读书人往往找个台湾同姓的人，过继给他们，称他们为叔叔。伯伯，把自己的籍贯改为台湾，这是典型的冒籍行为。
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因为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是冒籍者向往的地方，因此这些地方冒籍现象比较严重。外来考生挤占了当地考生的取中名额，引起了当地考生的不满与阻挠，甚至到官府控告，外来考生与本地考生的之间关系可见一斑。
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然而，出身于江苏海门县的张謇在参加童试的时候，却到江苏如皋县冒籍报考。事后，帮助他冒籍的人以替他保守秘密为借口，不断地敲诈他父亲，让他们几乎倾家荡产，不堪忍受的张謇最后不得不向官府自首。
由于学政和地方官看到张謇是一个人才，非常同情他，他们向礼部申诉，请求同意张謇以海门籍考生的身份继续参加科举考试。通过几年的漫长等待，礼部同意了这一申诉，张謇得以继续在科举应试的路上前进，直到考中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