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后，邓就报告给总理，总理就说，要如实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核武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稼先就连夜写信给振宁，信里就一句话，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没有外国人参与。他说，不能写信，不能通信。讲了许多过去国家受欺负的事恨不得当时有高射炮把日本鬼子飞机都打下来。国内没有，是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本书，全国就一本书。他的父亲爱喝酒，他就不惜金钱，买茅台给父亲喝。
(1971年，美籍华人杨振宁访问中国，见到了阔别22年的好友邓稼先)
杨振宁:1964年中国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美国的报纸上纷纷报道，猜测哪些中国科学家参与了这件事情，那上面有中国物理学家邓稼先和美国科学家寒春的名字，他们两人我都熟悉，寒春和我一个实验室工作过很多个月，邓稼先是我同学。1971年来到上海以后，招待我的人要我写一个单子，说是要见哪些人，我就说见见邓稼先，所以周总理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见到了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邓稼先。
许鹿希(邓稼先夫人):会见时，杨一直谈东谈西，包括前沿物理，就是不问稼先的工作，后来一直到了机场送别，杨振宁突然回过头来，问了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是不是寒春参加了。邓说，他的印象里没有，回去他去确认一下。回去后，邓就报告给总理，总理就说，要如实告诉杨振宁先生，中国的核武器，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稼先就连夜写信给振宁，信里就一句话，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没有外国人参与。杨振宁看了信就流泪了。
许鹿希(邓稼先夫人):1958年8月，有一个夏天，有一天，钱三强就把稼先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钱三强并没有直接说什么，就告诉稼先，中国准备造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做这个工作，稼先一听就明白了。说，好吧。回家以后，他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也睡不着觉，觉得他有心事 就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告诉我，他要调动工作了。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不能说。到哪里去，也不能说。我说，那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不能通信。我当然很奇怪，我说，又不是到敌占区，但是又问不出来，就感到很奇怪。后来，他语气变了，说，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的工作了，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一辈子就觉得很值得，即使死了也值得。我一下觉得，他一定是去做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后来我们就聊抗战，日本侵略的时候，他在西南联大怎么挨轰炸，日本侵略的时候，我家在重庆，也挨了5颗炸掉，全家房子都炸光了，家里人也差点炸死。讲了许多过去国家受欺负的事 恨不得当时有高射炮把日本鬼子飞机都打下来。于是想，为了不被欺负，奉献什么都值得。
李觉将军:1958年10月，我们原子能研究所把房子盖起来，问苏联要资料，苏联说没有准备好，于是我们自己提前准备。
胡思得:稼先就叫我们看书，那我们看哪本书呢？国内没有，是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本书，全国就一本书。几百人怎么办呢？稼先就给我们想办法，自己油印，一边请人打字，一边自己画图，印完以后，人手一册。这本书对我们非常重要，稼先一方面给我们讲解这本书的内容，一方面组织大家讨论。这本书是俄文的，有些同志俄文不行，稼先还组织大家补习俄文，就这样，我们把这本书啃下来了。
竺家亨:一大堆公式，一大堆东西，计算量很大，我们就三班倒，轮流使用两台手摇计算机，有时候为了突击任务，大家就组织起来，一起计算，人可以轮流休息，机器始终不停。
卢登贵:他对几个老师非常尊敬，几个老师也很喜欢稼先同志。有一次王淦昌院长推一个公式，年龄大了，推了几天没有推出来。他找我，说，老卢你看，这个公式我几天都弄不出来，你看找谁弄弄。我说这样吧，交给老邓，你的命令他肯定来。我给老邓打电话，老邓来了，到了王老办公室。王老说:你看这个公式，推了几天推不出来。老邓说，老师推不出来我也推不出来。王老说，我不管你弄不弄出来，反正这个事你得替我办了。老邓说，那我就试试吧。回去以后，老邓加了一夜班，第二天交卷了，给王老师说，你看，我一晚上推的，你看对不对，王老一看，对呀，就是这个结果，我想的就是它，可是我推不出来，因为他年纪大了。王老当时就说，还是老邓好啊，老邓帮了我的大忙了。
于敏:他的兴趣比我更广泛，他不但对中国的戏剧很有兴趣，并且对西洋音乐很有兴趣。我更土气一些了，只对京剧有兴趣，不过在京剧上我们俩的欣赏觉度和欣赏兴趣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时我们俩第一个共同看的京剧是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合演的《野猪林》，那时候，他比我阔，所以钱都是他出，买票是我去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竺家亨:有时候到人民剧场看家京剧，看完京剧呢，怎么样，去搓一顿，都是老邓出钱，带着我们一起，大概七八个人，到西四砂锅居，听说砂锅居从猪头吃到猪尾，他说，你们点吧，就从猪头吃到猪尾，后来我们点了酒，真的从猪头吃到猪尾，狠吃了他一顿。
许鹿希:他非常孝顺，他很喜欢他妈妈，他妈妈有哮喘病，总怕冷。冬天的时候，邓稼先常常先钻到被窝里，把妈妈的被窝捂热了再钻出来。他的父亲爱喝酒，他就不惜金钱，买茅台给父亲喝。 我们原来非常快乐，非常轻松，他做科研我教书，他又会溜冰，又会游泳，又爱打乒乓球，他又爱听京剧，只要有节目我们就带孩子去看，没事就带孩子去玩，爬山，专门找没路的地方爬。
卢登贵: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军代表老要他检讨，批判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自己老实承认了。我说，你为无产阶级研究原子弹，应该是无产阶级学术权威，怎么能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呢？他说，哎呀，我被他批判糊涂了。然后，他的女儿典典下放到内蒙，妻子下放到基层，家里剩下一个6岁的小孩平平，平平就站在凳子上学做饭，家里到处搞的是油烟，饭菜不怎么熟，缺油无盐，父子就这样熬下去。
孟昭利:老邓有好酒五粮液，茅台都拿给大家喝，好烟拿给大家抽，他家到他家开会到处翻吃的。所以他把大家团结得很好，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但把原子弹弄完了，还把氢弹，中子弹都解决了，老邓的功劳和他的人品有很大关系，和他的学术态度也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