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原本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率先试行“因粮”这政策，就是按照交税者贫富状况，分别划分赋税。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因为弹劾孙传庭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地递上来，崇祯帝下旨将孙传庭逮捕入狱，"清屯充饷"政策也宣告结束。杨一儁核实后上奏称孙传庭病情属实，崇祯坚称孙传庭称病“显属欺罔”，并认为杨一儁在包庇他，将孙传庭和杨一儁两人一并革职并逮捕入狱。最终孙传庭战死，全军覆灭。
历史上对亡国之君的评价一般都是昏庸无能，但是有一个却例外，他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就是这么一位勤政的皇帝，兢兢业业工作17年，为什么明朝最终还是灭亡了呢？
崇祯帝王的历史画像
天启7年（1627年）明熹宗死后，由于没有子嗣，朱由检受遗命继承皇位，时年十八岁。但是崇祯的运气实在太差了，从登基开始，就无一年风平浪静、五谷丰登，十几年大旱、大水、蝗虫交替发生。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也就是说明朝的灭亡是万历以来荒废朝政、积弱多年，已经不是崇祯可以挽救的了，但从明亡反思，崇祯帝难道真的没有责任?
朝令夕改，朝三暮四的明朝末年，国家主要面临两大危机，就是粮食不足和国库空虚。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有人提出了"因粮"和"清屯充垧"两项政策。
卢象升原本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率先试行“因粮”这政策，就是按照交税者贫富状况，分别划分赋税。效果非常显著，让崇祯帝非常高兴，立马把这个政策在全国推广起来，然而，这项政策只推行了3年，崇祯帝就等不及效果，就把政策变更为“均输”，就是又打回原状，无论贫富都按统一比例征收粮食，于是，大量无力负担高额赋税的农民们，纷纷参加农民军，国内局势就此失控。
卢象升抗清
崇祯九年，陕西巡抚孙传庭来到陕西上任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无兵无钱的境地。面对这种困境，他使出了铁腕手段"清屯充饷"，就是把军人家庭失去的土地还给他们。孙巡抚按"祖制"本朝太祖时期分给军户们时说了'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失一粒。'让豪门官僚们尽快归还霸占的土地，超期不还，军法处置！
在付出了得罪满朝文武的巨大代价后，孙传庭不仅稳定了军心，还额外凑出四十五万两白银的军饷。凭着这样的政策，他让萎靡多年的陕西官兵，终于在粮草充足后焕然一新。在这之后，他就带着这支满血复活的部队，将席卷天下的李自成农民军，一度只打得只剩十八人。让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大明朝，仿佛又看到了那么一丝丝的曙光。
遗憾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因为弹劾孙传庭的奏章一封接一封地递上来，崇祯帝下旨将孙传庭逮捕入狱，"清屯充饷"政策也宣告结束。
生性多疑，刚愎自用《明史》记载崇祯皇帝“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意思是说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子急躁，意气用事，刻薄寡恩。
据史料记载崇祯这十七年皇帝生涯，内阁大臣换了五十个，总督七个，巡抚杀了十一个，这个就导致了各个官员人人自危，文官不直谏，武官不杀敌，于是让李自成越做越大，甚至威胁到北京城了，加上后金力量努尔哈赤不断的骚扰边境，崇祯帝无人可用就启用了解甲归田的袁崇焕，袁崇焕果然不负厚望，把努尔哈赤打趴了，但是皇太极用了反间计，设计陷害袁崇焕拥兵自重，想要谋反。多疑如崇祯果然相信了，就把袁崇焕召回凌迟处死了。“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雕塑
崇祯十二年三月，孙传庭因病致耳聋，他上疏请辞保定总督。崇祯认为他在推诿责任，要求他继续练兵，并派御史杨一儁核实（在此之前已让兵部派人核实过一次，但崇祯不信）。杨一儁核实后上奏称孙传庭病情属实，崇祯坚称孙传庭称病“显属欺罔”，并认为杨一儁在包庇他，将孙传庭和杨一儁两人一并革职并逮捕入狱。三年后农民军死灰复燃，崇祯才又想起了他孙传庭。孙传庭出征后，崇祯又开始各种不信任，硬逼着实力不足的孙传庭带着还没怎么训练的新兵出关（潼关）剿灭李闯。最终孙传庭战死，全军覆灭。明朝也丧失了最后的机动力量，“传庭死，而明亡矣”。
优柔寡断，不敢担责1642年，崇祯终于想通了当时局势，攘外先安内，打算和皇太极议和，当时皇太极的统治并不稳固，也愿意议和的。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提出暂时与皇太极议和的想法，这正中崇祯下怀，崇祯帝“寻谕新甲密图之，而外廷不知也”。就是崇祯找陈新甲偷偷地去谈议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没想到怕啥来啥，一日，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看完了，随手放在桌案上，结果家里书童把密函当做塘报，送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一时间无数弹劾的奏章飞到崇祯的案前，群臣都上表说议和是卖国求荣，死要面子的崇祯皇帝不想承认此事经过他的默许，于是决定让陈新甲背这个锅，结果陈新甲被斩首，与满清的和议也随之终止。
1644年正月初三，此时李自成大军还没有打过黄河，大臣李明睿劝谏崇祯皇帝尽快南迁。李明睿说，“内帑不得不发”，意思是花崇祯自己的钱。“勿待临渴而掘井”。此时的崇祯一方面不想出钱，可能也是真的没有钱出不起，另一方面也不想由自己提出离京，二是由大臣们全体劝谏，这样自己不会背上“逃跑”的骂名。但是朝臣们却一致要求崇祯要“君王死社稷”，面对如此形势崇祯皇帝只得将责任推卸给李明睿，同时放弃了这次南迁的想法。
崇祯帝最大的甩锅是自缢前喊的那句“群臣误我”。
自古有个道理就是用人不疑，然而在朱由检身上都是反着来的，他对大臣极为苛刻，经常是动辄就是斩首。他是疑人不用，用人就疑，然后疑谁就杀谁。1630年，袁崇焕死得不明不白。1638年，孙承宗被困高阳城，随后以身殉国。1642年，洪承畴被俘而降。1643年，孙传庭阵亡。试问这样的领导，怎么会让大臣与他同一条心？试问这样动荡的局势，谁不会人人自保，离心离德？
崇祯皇帝自缢处
崇祯帝即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从万历到天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弊政，压垮了明朝的统治架构，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灭亡是必然的。崇祯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为政“刻薄寡恩”，“急剧失措”，“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看上去尽管像是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会做些表面的仁义功夫，实际上却是“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对种种积弊并不真心设法去解决。更加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