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五胡乱中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1777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兰芳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国家元首。洋人忌惮“兰芳”与满清的密切关系,停止了对当地的骚扰。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
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这种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移民浪潮史称“下南洋”。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参照物的一个概念,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等地。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下南洋在福建、广东、台湾一带也称“过番”,意指到南洋一带谋生。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大规模迁徙南洋的背后,大抵上有三大原因:一是为战乱和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经济的原因;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逐。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中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
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慌乱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躲避战乱,700多万中国人漂洋过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谋生。清朝初年,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3000余人、战船50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
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在西方的文献中,把拐贩华工叫做“coolie trade”,意思是“苦力贸易”,我国一般地方文献资料用当时的俗称“卖猪仔”。“猪仔”,即契约奴隶的俗称,最早的文献是清道光七年(1827年)张心泰《粤游小记》,说:“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之卖猪仔”。
此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华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高潮,其中躲避国内的政治迫害出国者极多。资料显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民国时期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出洋已经形成风气。田曙岚在《海南岛旅行记》中说:琼东“县属俗尚朴实,民性任劳苦,善储蓄。在昔安土重迁,鲜有去乡而糊口于外者;今则远渡南洋,或工或商,与文昌、乐会二县,同为琼属出洋最多之县分”。
下南洋的华人,有的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暹罗王室就曾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有的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还有的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等,他们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也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南洋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一个存在长达百年,叫作“兰芳”的政治体。“兰芳”其实只是南洋先后出现过的众多华人政治体之一,因为曾经有学者把它称为“兰芳共和国”、“兰芳公司”,而让它负载了更多意蕴。
“兰芳共和国”,全称兰芳大统制共和国,是南洋华人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其最初并非政治组织,而是一家贸易公司。1770年,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的客家人罗芳伯,在东南亚西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西部)坤甸成立兰芳公司,其目的是为求自保与安宁。当时不少广东人前往南洋谋生,由于广东人擅长经商,许多从事贸易的人很快就很有名气,并受当地酋长的敬重,因此招致了一些欧洲人骚扰。华人社团从广东省招请团练担当保镖,并成立类似现在的安保公司,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兰芳公司。随着势力渐大,不少酋长也寻求兰芳公司的保护。1777年,罗芳伯将“公司”改为“兰芳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称“大唐总长”或是“大唐客长”,意思是华人做客海外的首长,面对当地土著居民则称王。罗芳伯参照西方国家的法制,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国家有国防部,但没有常设军队,而是全民皆兵,平时分散各地搞生产,战时集中起来御敌。地方分省、府、县三级,由各级公民投票选举出当地行政机关的负责人。罗芳伯发现,洋人对满清非常顾忌,所以在立国之初就设法与满清取得了联系,向满清称臣,并派员前往北京朝贡。不过,向满清称臣时仍使用“兰芳公司”之名,而非“兰芳共和国”。洋人忌惮“兰芳”与满清的密切关系,停止了对当地的骚扰。当地部族看到“兰芳共和国”日益强大,亦纷纷加入“兰芳”成为成员部族。“兰芳共和国”鼎盛之时,其势力范围占有整个婆罗洲岛。
罗芳伯当了19年的国家元首,于1795年病逝。随后,由全国公民选出江戊伯继任国家元首,此后还有7人先后担任过这个职务。1886年,这个在异域建立起来的华人小国,遭到荷兰殖民者的进攻。“兰芳共和国”全体民众进行了顽强抵抗,最终因武器太差而遭到失败。
“兰芳共和国”是我国新兴的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在国内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在国外建立的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当时在东南亚建立的华人国家还有广东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的戴燕王国,吴元盛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广东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建立的王国,19世纪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福建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王国等等。
“下南洋”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就连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也承认,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马来诸邦之维持,专赖锡矿之税入……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劳力,造就今日之马来半岛。”华人在改变所在国的经济状况的同时,很多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东南亚华人,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豪、千万富豪。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高。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丈夫是华裔,泰国前总理他信是华人。在泰国议会,三分之二的议员也是华裔。在马来西亚,华人从政并取得成功,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回首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总是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纠缠在一起。每当成千上万的人们开始打点行囊、准备远离故土的时候,历史就将从此翻开新的一页。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原因和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多是怀揣梦想,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又一次大规模“海外移民潮”。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精英化与年轻化,是此次移民潮的主要特征。优质的教育、清洁的环境、安全的食品、完善的法律制度,甚至于某种身份的象征,都成为此次移民者心中共同的衡量标尺。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紧推进,中国人的南洋之路,会越走越宽。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下南洋”的中国人还会越来越多。
“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3次人口迁徙之一。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近代中国老百姓外出务工、人口迁移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非国内迁徙可比。与闯关东、走西口相比,下南洋更为壮观,更具跨国跨洋色彩,范围更大,经历时间更长,历史影响更深远。
中国人是依恋故土的。《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最大特点,就是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中国人下南洋的迁徙历史,打造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迁徙精神”,这种“迁徙精神”集中体现出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有了这些情怀,我们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有跨过任何艰难险阻走向美好未来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