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七卷本《唐振常文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唐先生是上海史研究的倡导者、开拓者、推动者和垂范者，更可以称为顶层设计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表示，唐先生是上海史、中国城市史的奠基人，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上海史》，确立了上海城市史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并推动了国内外研究上海史的热潮。
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对我国的上海史研究有创榛辟莽之功。他于1922年10月7日出生于四川成都，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先后在《大公报》、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后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文汇报》、上海戏剧学院工作，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近代史领域，唐先生的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吴稚晖研究，名重一时。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唐先生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随后创设上海史研究室，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编写。1993年退休以后，唐先生依旧笔耕不辍，直至2002年去世。2013年，七卷本《唐振常文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唐振常先生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等职。
2022年10月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中山学社和上海市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纪念唐振常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举办，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研究员主持，四十多位学者畅谈对唐先生学术思想的理解。
唐振常先生（1922-2002）
唐振常先生主编的《上海史》，如今已成为经典著作
纪念座谈会现场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王依群在发言中指出，唐振常先生提出的“史志结合”的研究思想，在今天的史学和地方志研究中依然具有指导作用，现今地方志学界与社科院历史所加强合作研究，正是继承了唐先生的遗志。
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陶飞亚总结唐先生的史学智慧为“三个一”：随时代变迁而选择学问转型的“一心志趣”；具备学术视野和社会关怀的“一流眼界”；追求学术趣味、践行人民史观的“一股情怀”。这样的史学智慧对当下史学界和青年学者仍有启迪作用，曾担任历史学会理事的唐先生为上海的历史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廖大伟表示，唐振常先生是上海中山学社筹备创建的知名学者之一，继而担任了学社首届副社长，在学社奠基之时、起步之初助力颇多，对《近代中国》辑刊的发展也付出了诸多心血，在学社老一辈学者中有口皆碑，他对年轻学者的提携和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上海中山学社如今已成为研究孙中山和近代中国、促进两岸交流的重要学术团体，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唐先生的汗水浇灌。
唐先生哲嗣唐明在发言中表示，父亲的电影文学创作曾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对“与时俱进”的概念进行了严格限定并赋予其新意，将蔡元培一生的精神与上海城市性格相联系，提出了“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观点，都证明他的影响超越了文化界，而惠及整个社会，他的学术荣誉也得到了中外学术机构的认可。父亲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思索，提出与经济、政治相比，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变得更伟大，这对今天的国家建设仍有启示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认为，作为学术单位的领导者，唐先生积极为年轻人解决实际的生活困难、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给予真诚的交流态度，赢得了后辈们的崇敬和感恩。作为历史学人，唐先生继承了文史兼备的学术传统，注重历史学的人文意识，提倡学术研究的整体观念，对今天的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济顺以自身接触上海史研究的经历为例，指出唐先生在学术上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并由此赋予了上海史研究更大的格局和更远的期许。唐先生在学术上给过许多具体的指点，尤其难忘的是这样一句警示：“历史研究切忌大而化之的宏论，也要避免对微观研究的过分痴迷。”唐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予晚辈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诸多指导和提醒，是上海史这棵大树的“栽树人”。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郑祖安研究员表示，恩师唐先生是一个具备人格魅力、有着见识与格局的人，具备洞察世态的人生智慧。在学术领域，唐先生是一位胸怀宽广、气魄不凡，充满精气神的学者。在唐先生的引导下，学生们也对诸如苏州河等上海事物长期保持着研究兴趣。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回忆了与唐先生交往的往事，指出唐先生是具有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的学者大家。他以蔡元培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例，讲述了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谦逊品格；以历史研究所的外事工作为例，讲述了唐先生在工作和处世中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大局意识；以日本留学的见闻为例，讲述了唐先生在个人生活中的实事求是态度和豁达心胸。
《解放日报》的高级编辑丁凤麟回忆与唐先生的交往，认为唐先生是人品与文品俱佳的学者，其对史学的贡献是多侧面的，既弥补了上海研究的不少空缺，也通过创建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中山学社等活动，促进了上海史研究的繁荣。唐先生以其耿直豪爽的性格，与陈旭麓先生等同时代大师结下了深厚友情，对晚辈的学术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熊月之研究员认为唐先生是有多方面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在学术上秉持独立自由之原则，为上海史研究的开辟及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新修上海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上海孙中山、宋庆龄、辛亥革命等方面研究作出了诸多贡献，特别是坚持秉笔直书的信条拓展了蔡元培的研究。为人处世方面，唐先生是真正具有仁者之怀的君子。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卢汉超认为，纪念唐振常先生，应纪念其开明的思想作风、没有官僚习气的工作作风、对学术自由的信念并以此身体力行。唐先生生前花了不少精力来研究蔡元培，并出版了专著，在很大程度上，唐先生继承了蔡元培先生开放包容的学术思想和精神。
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指出，学术意义上的长时段、大范围、大视野的上海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由唐振常先生等一批先进学者所开创的。唐先生是上海史研究的倡导者、开拓者、推动者和垂范者，更可以称为顶层设计者。唐先生的博学、睿智、文采、儒雅、淡泊名利等风采值得后辈瞻仰和学习。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表示，唐先生是上海史、中国城市史的奠基人，倾注了其大量心血的《上海史》，确立了上海城市史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并推动了国内外研究上海史的热潮。由唐先生等前辈学者策划的多个上海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也给予了80年代的青年学者接受熏陶、启导与质疑、结识海外国际学人的宝贵机会。
唐先生生前对上海文史馆工作及《世纪》杂志给予鼎力支持和帮助，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对此表达了崇敬、怀念和感谢之情。唐先生不仅是唐家的，也不仅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更是上海学界的杰出代表。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处处长兼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秘书长黄晓明讲述了通过上海市大学生史学会、上海史志研究会、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对唐先生学术人生的了解，展现了唐先生对青年学人的殷切关怀，对上海县志编修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专业指导。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承载认为，唐先生身上既体现了记者本色，一种对社会的敏锐度，一种睿智，一种眼光，一种观察以后对未来怎样发展的准确的把握，因而往往能在其言谈和论文中感觉到前瞻性；也体现出史家良心，实事求是，不计名利，有一说一。唐先生还真正做到了史论结合，论无虚言，论无轻言。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通过与唐先生退休后的接触和了解，认为对唐先生的评价、定位也应该纳入其晚年的思想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出唐先生对史学新潮流的发展的认识和包容性。唐先生是一个丰富的、有深度的、更是与时俱进的历史学家，也是非常谦虚的学者，他从来不讲“我是历史学家”，只讲“我是写过三篇历史论文的一个历史工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同认为，唐先生和他的父亲陈旭麓先生既是同行，又都是中山学社和地方史志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用“志同道合”来形容，还有日久而建立起来的情谊，以及基于其上的彼此了解、信任、理解与看重。
唐振常先生
曾在历史研究所参加工作的许敏，回忆了与唐先生的私人交往，认为唐先生在谭其骧先生80周年诞辰时题写的“一生皆正气，满纸尽珠玑”两句，也是唐先生一生的写照。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施扣柱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唐先生作为研究生导师的特点，在于给学生指引一个大方向，行不言之教，以身教重于言教。他通过言传身教，使学生体会到热爱史学，超越功利；秉笔直书，不为尊亲贤讳；不拘一格，拓宽史料来源；论之有文，行之久远；持论公正，超越情感等治史原则。在指出大方向、给出基本原则的同时，唐先生也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让学生自己闯荡，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与会学者合影
最后，纪念座谈会在郭长刚研究员的总结发言中结束。与会学者表示，缅怀唐先生的学问与人品，能使学界同人感受到一种激励，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