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在周代贵族中位于最低层，此后慢慢变为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称。孔子心中的“士”，首先要具有知耻之心，言行举止符合礼仪。当他出使外国时能够不辱君命，完成重大的国家使命，这就是士的标准。子贡非常善于思考，提出问题。这样的士人，在家族中、在乡亲邻里中会有很好的声誉，可以说是为人善良的典范。对此，在《尽心章》里，孟子曾给过一个合理的解释。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在家私处时要举止端庄，办事要严肃认真，待人要一心一意。即使到了文明落后的夷狄之地，这些也不可背弃。”
你还记得上一篇《颜渊篇》里，樊迟曾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孔子是怎么回答他的？说话时言语要迟钝。
这里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以“恭”“敬”“忠”三个德目为基本内涵。与说话迟钝的要求相比，对内在的修为和外在表现上，境界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孔子怕樊迟理解得不透，最后还特意追加了一句，他拍着胸脯保证说：这三个德目，如果你真做到了的话，那就走遍天下都不怕，就算到了文明落后的夷狄蛮邦照样行得通！
这是强调恭、敬、忠三德目是一种普世通行的道德标准，从这三点入手实作就能够成为仁德之人。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kēng）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shāo）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外国能维护国家尊严不使君命受辱，便可以叫做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果敢，这是固执而不会变通的小人啊。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呢？”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算得上数呢？”
士在周代贵族中位于最低层，此后慢慢变为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称。
子贡问的不是君子，不是善人，不是仁人，而是士。孔子心中的“士”，首先要具有知耻之心，言行举止符合礼仪。当他出使外国时能够不辱君命，完成重大的国家使命，这就是士的标准。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
子贡非常善于思考，提出问题。听了这个回答还不太满足，继续发问。他的意思是，这个标准非常高，能够做到的人不会太多。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降一个档次的话，士应该有什么表现，什么标准呢？
于是孔子就从日常生活的修身说起，指出那就是在家孝敬父母，出门顺从兄长，尊敬长辈的人。这样的士人，在家族中、在乡亲邻里中会有很好的声誉，可以说是为人善良的典范。
子贡再问，如果比这个标准再降一等，是什么情况？
这个问题多少有点难答，可子贡偏偏穷究不舍，打破砂锅问到底。
孔子没办法，于是说，再降一档的话，那就应该是“言必信，行必果”了吧。这样的人，他能说到做到，行动果敢，但容易认死理，不知变通，像个小人，也勉强能算数吧。
子贡穷追不舍，问到最后问题有点敏感，同时孔子也大概是对现实政治失望了，于是不屑于回答。他就发了句感叹：我以为你说谁呢，那些人嘛，实在是器量狭小，根本就算不得士。
斗是古代的最普通的量器，筲是饭筐。用斗筲来形容人，指的是这些人器量见识狭小。
你大概也学过《曹刿论战》，曹刿对当政者有个评论，叫“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透过孔子这不屑的语气，你能看出他对当时官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
不过，随着经典流传，“言必信，行必果”在今天倒成了一句赞美人守信的话。你只需要记住，在孔子的时代（包括孟子）都觉得信必须与义相配，否则无太大意义。这是古今的差别。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juàn）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碰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如果一定要交友的话）那只能与狂放、狷介的人交往了。狂者勇于进取，狷者对突破底线的事是不肯干的。”
狂狷二字，流传今日。在社会情况复杂、道德冲突更为激烈的时代，说一个人是狂狷之士，往往是在赞美他相当脱俗、与众不同，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
你可能觉得奇怪，孔子教育弟子一向是主张守礼的，要求言谈举止符合礼仪规范，怎么这里又主张狂放了呢？对此，在《尽心章》里，孟子曾给过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一次，孟子的学生万章问他，关于孔子在陈，“归来乎，我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他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那些鲁国的狂士？
孟子解释说，孔子大概因为找不到中行之士吧，所以退而求其次，可以和狂放或者狷介之士为友。万章又问，什么叫狂放？
孟子给他举例，比如说像琴张、曾点、牧皮这样的人就叫狂放之士。这种人志大而言夸，嘴里动不动就说“古之人哪，古之人哪”。可你一细察他们的行为，却和他们嘴里标榜的不相吻合。满口高明之论，行动却跟不上，这就是狂放。当然，他们仍有以往圣先贤为榜样的追求，这也是好的。
而狷介之士呢？虽然他们没有很远大的追求，进取心不足，但至少他们还爱惜羽毛，能守住底线，违反原则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就从这个狂字立意，选用了楚狂接舆的例子，这个我们后面会学到。他有一句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这句诗一听，就知道这是李白正青春得意、意气风发时作的。
孔子说的中行，就是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虽然这两种品性也说得过去，但他更看重能行中道的人，这才符合他的中庸理想。
摘自靳大成《论语通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