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
1949年，李济深（左）与郭沫若（中）欢迎毛泽东（右）由西柏坡到达北平
李济深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李济深亲身参加了推翻清朝和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李济深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他能够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辨明正确的方向，从而坚定不渝，不断前进，最终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正确道路。1985年11月，杨尚昆同志在李济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指出：李济深先生走过了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得到了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光荣归宿。
1885年，李济深出生在广西苍梧的一个富农家庭。1904年，李济深考取了两广陆军中学，从此走上了从军的道路。1910年，李济深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21年春，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曾任粤军第一师师长。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此后，李济深逐渐成为南方地区掌握国民党党政军全权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4月初，李济深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八一南昌起义后，李济深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地区的起义部队。对于这段经历，李济深认为是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段，后来“深感内疚”。
1929年3月，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21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932年5月，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痛骂蒋介石，宣布与他绝交，随即辞职，挂冠而去。不久，李济深去了香港，走上了反蒋抗日的道路。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李济深抱着共同抗日的愿望回到国民党内，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尽力协调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调处“摩擦”事件，为推动各派力量坚持民主、团结抗日和保护进步力量做了不少工作，深得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也得到了中共的高度评价。
1940年5月，李济深回到广西，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在坚持抗战、促进民主、支持和保护民主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浪潮。就在这次反共高潮气氛最紧张的时候，李济深冒着极大的风险，放走了秘密离开重庆途经桂林去香港的民主人士邹韬奋和梁漱溟；营救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并将其送上去香港的飞机……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夏衍、范长江、杨东莼、姜君辰、张铁生等一大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都安全离开了桂林。到1942年底，先后被李济深释放的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已有70多人。在1943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李济深在桂林又放走了一批中共党员。
李济深尽力保护民主人士和爱国青年的行为让蒋介石大为恼火，于是蒋介石于1943年底撤销了桂林军委办公厅，另委李济深为空头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欲将李济深调往重庆。李济深深知蒋介石的用意，未去重庆就任，继续留在桂林，以他自己的政治影响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为促进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内战爆发后，李济深利用他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和渊源，积极策动他的老部下不为内战卖命，并以各种方法起来反对内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公开举起反蒋旗帜。1947年5月1日，李济深出席了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致公党主席。
在公开举起反蒋旗帜之后，李济深积极联合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反动派的彻底决裂，是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在国内外立刻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欢迎。从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一道，密切合作，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中国而共同战斗。
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之后，为了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准备，李济深积极参与了各民主党派以香港为中心开展的新政协运动，就如何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的问题，发表了宣言，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主张。
1948年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李济深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6月，他代表民革在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李济深代表民革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济深支持抗美援朝，拥护土地制度的改革，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拥护党和政府有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作为民革中央的主席，李济深在动员和团结原国民党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人士，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李济深（左一）与毛泽东（右一）、朱德（右二）、宋庆龄（左二）在一次招待会上合影。
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向大会献礼，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精神。1959年建国十周年时，他带病代表各民主党派致献词，重申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
10月初，李济深在病重之际与民革同志谈话，他强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革本身历史发展的自然归宿，犹如江河之归大海。当初民革在香港，在中共南方分局和诸兄的帮助下，使我深明大义，认识到别无他路，只有作此选择。北上之后，我就此问题讲过多次，好让后人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永远和我们保持一致，代代相传。做不到的人，不要吸收入党。
这次谈话后不久，李济深在1959年10月9日逝世。在逝世前，李济深写下一首《十年建国万年红》：“十年建国万年红，衡岳光辉永照中。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这是李济深留下的最后一首诗，体现了他对民革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建设国家的政治嘱托，也表达了他对祖国完全统一的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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