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后，他接管了办事处的财务和业务工作，当年度，工厂便扭亏为盈。《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若有欺诈行为，需要加倍赔偿。王海的判断并没有出错，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95年9月1日，北京市出台《消法》的地方性法规为止，才有了明确的解答。这场王海打假的第一战并没有分出胜负，而是以东城区工商局的调解告终。王海拒绝接受调解。
这是半佛仙人的第451篇原创
1
最近因为辛巴和罗永浩，职业打假人王海又火了一把。
刚开始打假辛巴的时候，有人猜测这是抖音要干快手，王海只是资本手里的一杆枪，没想到王海反手就给罗永浩来了一枪。
快手不喜欢他，抖音也不喜欢他。
所有资本都不喜欢王海。
如果你是资本，你看着王海也头疼，他完全不管什么拉一派打一派或者远交近攻，短视频平台一共两个巨头，他一次就能得罪两个。
哪怕上一秒他还在打击你的竞争对手，但你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偷着乐了。
只要你符合他的捕猎标准，他随时可能来搞你。
而且王海选择目标的原则很明确，专打大公司大资本，因为体量大，赔得起钱，打假的收获丰厚。
简直是资本的蚂蟥。
有趣的是，王海本身也是资本的一部分。
他名下有多家职业打假公司，鼎盛时期员工超过两百人，各个身怀绝技。
在王海打假的上半场，他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去打假的，以个人身份出面，每次都要自己下场。
但是在下半场，他选择了用资本思维打资本。
模仿资本的思维，运用资本的模式，同时也获得了资本的效率。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某种意义上，王海成为了资本中的一个癌细胞。
2
王海这个人非常有趣，在和打假搭上关系之前，他本身就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
王海的父亲当过几年民办老师，在王海出生后，他父亲辞掉教职，承包了学校的校办厂，后来又把厂子迁到了青岛的市郊。
工厂的新址离城区很远，从此王海的父母住在厂里，当时才小学二年级的王海和年幼的弟弟住在家里。
两人每个月只能见到父母一次，那就是领生活费的时候。
这段和父母分居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他初中毕业，直到1989年，王海的父母才搬回家中。
还没和父母过上几天温馨的家庭生活，他父亲承包的厂子在北京的办事处便出现了大量贪污和携款潜逃，导致工厂入不敷出。
他父亲就和他商量，家里需要一个可信的人去北京，希望他作为长子能承担这个责任。
很多年后，王海在自己的自传里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很遗憾。
他在书里强调自己的学业稳居年级前二十，完全可以考上高中，但他只能放弃上学。
到北京后，他接管了办事处的财务和业务工作，当年度，工厂便扭亏为盈。
那一年，王海十六岁。
他没具体聊过自己当时是如何遏制住贪污的，但是此后的很多年中，他不断在类似的事情上展现出奇特的敏锐。
有一次有个记者去采访他，两个人在街上逛了逛，王海顺手在早点摊上买了一个馒头。
他看了一眼馒头，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转头对记者说，这个馒头白得过分，面粉肯定有问题。
再有一次，王海在商场买了件羽绒服，看了一眼，就感觉羽绒含量没标牌注明的那么高。
他找鉴定机构测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这种敏锐非常有意思，有时候并不是真的发现了什么端倪，而是一种近乎PTSD的直觉。
简单说，就是被坑多了，产生了惯性，看到什么东西都觉得有坑，都想拿去测一下。
尴尬的是，大部分时候他都猜对了。
如果坑真的无处不在，那么被迫害妄想症可能才是正常人。
来到北京的第三年，王海父亲承包的工厂转型外贸，王海终于从办事处解脱出来，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学习外贸和法律知识，还花钱报了函授班。
后来王海在打假过程中展现的对法律的熟悉和运用，多半离不开这一时期的积淀。
又过了几年，时间来到了1995年。
1995年二月的某一天，王海在北京东城宽街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翻到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也正是在这一年，王海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假。
一切仿佛是命中注定。
3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前，我国的民事法律的赔偿原则一直是损一赔一，在法律上这种赔偿形式被称为补偿性赔偿制度，与惩罚性赔偿制度相对。
所谓的补偿性赔偿，就是说对于平等的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一般是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就判令给出多大的赔偿。
但是在1993年颁布的《消法》中，我国第一次以特别法的形式引入了惩罚性赔偿。
《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若有欺诈行为，需要加倍赔偿。
损一赔一变成了损一赔二。
不过，在第一次翻阅《消法》的时候，王海注意到的倒还不是“商机”，而是立法的缺陷。
他发现《消法》对很多概念都缺少详细解释，比如哪些消费行为受到《消法》的保护，比如具体什么情况下适用于假一赔二，这些都没有明文规定，所以49条看起来很好，却缺乏可操作性。
王海的判断并没有出错，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到95年9月1日，北京市出台《消法》的地方性法规为止，才有了明确的解答。
有很多问题在立法的时候无法做到事事周全，但修订法律又是一件不能轻率的事情，所以法律改变的速度经常会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度。
幸好，法律也总是在不断地自我进化和完善之中，就好像1995年的《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对《消法》49条的补充一样。
但王海第一次打假的时候，这些法律法规尚且还在酝酿之中。
他走的是一条没有路的路。
他曾经走错过方向，也曾经走得歪七扭八、毫无章法。
但这确实是一条新路。
4
1995年3月25日，怀着对《消法》49条的好奇和困惑，王海去了一趟北京隆福大厦。
他想试试假一赔二的规定到底好不好用，所以这次就是奔着买假货去的。
在二楼，他发现一款索尼耳机的合模缝处有毛刺，看着有点像假货，但是他不敢买——万一买到真货咋办。
犹豫了半天，最后他还是花170块钱买了两副。
主要是觉得，一方面钱不多，另一方面东西质量虽然差劲，但即使是真货，大不了拿去送人。
王海老师真是情商鬼才。
后世有些被王海痛打过的企业对隆福大厦耿耿于怀，他们觉得如果不是隆福大厦卖了那两副假耳机，王海也不会走上职业打假人的道路。
但这个假设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使耳机检测出来不是假的，王海也会去买其他东西，直到买到假货为止。
更何况以那个年代的情况，买到假货比买到真货更容易。
后来王海回忆起这件事情，他说自己当时倒不是为了赚钱，
“赔不赔钱其实都无所谓，我只是觉得这个索赔的过程一定会非常有趣。”
事实上，这个过程有趣不有趣不好说，但真的很魔幻。
先是东城区消协的电话打不通，王海决定上门去找，结果就连神通广大的北京的哥都不知道东城区消协在哪办公。
他好不容易联系上市消协，结果又被市消协踢到市技术监督局；
再被市技术监督局踢到东城区技术监督局；
再被东城区技术监督局踢回市技术监督局；
再被市技术监督局踢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
再被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踢到了东城区工商局。
王海老师揉了揉自己的屁股，算了一下打车钱，发现打车吃饭住招待所加起来，已经花掉他两百多块钱了。
但这两幅耳机只能赔他170块。
王海大怒：亏了呀，我淦！
于是他立刻又去隆福大厦买了十副耳机。
这个下意识的举动，也是王海后来缔造的职业打假人这个行业的核心逻辑：
为单一商品索赔的时间金钱成本，远高于消费者所能获得的赔偿，所以除非为了出气，普通消费者很少愿意为了一件商品的索赔去起诉和大费周章。
但大量购买同一商品并索赔的成本，则除了财力上并没有太多区别，所以为什么不能通过大量购买同一商品，来摊薄维权成本？
本质上，从个人维权转向职业打假，是经济学原理主导下的必然。
这场王海打假的第一战并没有分出胜负，而是以东城区工商局的调解告终。
在东城区工商局的调解下，隆福大厦同意退赔前两副耳机，但拒绝退赔后面王海买的那十副，理由是：王海买的时候“已经知道那是假货，属于知假买假”。
王海拒绝接受调解。
他说“知假买假凭什么就不能退赔，法律是不能随便打折扣的，实在不行就让法院进行裁决”。
但隆福大厦拒绝接受王海的拒绝接受，他们觉得自己岂能向这个土包子低头。
王海只得先给那十副耳机退货，然后带着先前买的那两副耳机离开了。
此时，算上还没退款的这两副耳机，这一次运用《消法》的尝试给王海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580元。
一直到很多年后，王海都实现年入千万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这个数字。
后来有记者问王海，经过隆福大厦时会不会回头多望上一眼。
他没说会还是不会，而是说。
我已经很久不到那边去了。
5
隆福大厦事件结束的一个月后，王海回到了青岛。
但风波才刚刚开始酝酿。
随着《中国消费者报》刊登对王海的专题报道《刁民？聪明的消费者？》，王海一夜之间成为了消费者维权的代表人物。
《消法》起草人、民法学家何山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总结起来，核心观点就是无论消费者出于什么目的购买，只要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就应该为假货退赔。
王海得到了来自媒体、民众、法学界的广泛支持。
在舆论的压力下，1995年12月5日，隆福大厦终于同意加倍赔偿王海买的那十副假耳机，刁民变成了“打假英雄”。
同年12月15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授予王海首届“消费者打假奖”，并奖励王海5000元。
这是王海最高光的时刻。
那段时间里，各路媒体争相想要采访他，每到一个城市，都有记者陪同他去当地商场，见证他的“现场打假”。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很难理解王海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媒体和舆论的追捧，但放在那个时代却是理所当然。
那是一个很狂野的时代，各种野路子的创业者用最极致也最快速的方法去追逐财富，有许多营销神话放到现在来看，其实就是谁更敢吹，谁更没有底线。
在那个年代，资本作恶是没有代价或者代价极其轻微的，因为普通人在自己有哪些权利、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些问题上，依然懵懵懂懂。
用王海的话来说，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之间是绝对的组织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
企业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作恶和自保，但普通人却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各自为战，一盘散沙。
企业可以在电视台和报刊广播投放大量虚构伪造的广告，普通人却没有值得信赖的，和企业没有利益相关的渠道对这些信息进行验证和核实。
消费者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该不信什么，分不清哪些是假货，也分不清哪些是真货，即使是那些涉及到生命健康安全的商品，也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
在第一届315晚会上，那英的那首《雾里看花》，用的是最温柔最委婉的曲调和歌词，唱的却是极端残酷的市场困境。
而许多我们现在常用的法律，在当时又还只是草创，并不为普通人所熟悉。
这个时候，王海，以及其他像王海一样萌生了维权意识和思想，并且有足够行动力付诸实践的人的出现，无疑是对改变其他消费者观念极为重要的示范。
王海摸着法律过河，我们才能摸着王海过河。
他不是他自己，他只是一个案例，一个用来演示如何使用法律的教具，或者就像王海自己所说，他只是《消法》的一个衍生品。
社会需要，时代需要，所以才有了王海。
王海，是时代的工具人。
随着中国消费者报社和中国消费者协会连续数年的相关座谈会，以及众多媒体的广泛报道，王海等人的案例被普及到了全国，也确确实实提高了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经营者的规则意识。
对普通人来说，王海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诉他们“原来还可以这么干，而且我也可以这么干”。
保护自己是一种本能，并不需要教，但是让他们知道怎么运用法律，来安全合法的保护自己，这很重要。
对经营者来说，王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警示，这是一种非常古老但是有用的威胁，就和老人对小孩说不听话就会被大灰狼叼走一样。
王海管不到所有商家，即使在他最活跃的时期，他打击到的商家也只占制假售假市场的极小一部分，但是只要有被王海盯上的可能性，起码这些人在作恶的时候会更掩饰一些，更收敛一些，这就够了。
真正能改变这一切的，终究还是多年不间断的市场整治和潜移默化的法律宣传，王海也好，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也好，只是窘迫时期的替代品。
他们的确不是长久之计，以恶制恶也的确是饮鸩止渴，但是在那个时代来看，他们的出现又是一种必然，他们的存在也是一种不可或缺。
对于那个乌烟瘴气又光怪陆离的时代来说，一切本来就是新的，新出现一种以恶制恶的打假人，又有何不可？
我们很难责怪这些打假人在行事的时候不讲规矩，毕竟他们的对手也不喜欢讲规矩。
既然双方都没有规矩和原则，那么最原始的丛林法则也许才是合理的。
有趣的是，无序最终往往会导向有序。
现在通行的很多商业准则，本身就来自于那个没有准则的年代。
当各方利益不断发生激烈膨胀和对抗之时，必然会出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
在这个点上，所有利益诉求都能达到相对的实现和妥协，这就是规矩。
他们不讲规矩，但规矩将从他们身上诞生，以他们的辉煌或牺牲为养分。
如果没有王海和其他人去试错，世界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尺度和雷池在何处。
王海活到了今天，并且活跃到了今天，所以此时此刻他才会被我们记住和讨论。
但是在时代的阴影之下，还有更多做着和他相似事情的人，已经死去或者沉寂。
王海，只是那个蹚雷成功的人。
6
王海轰轰烈烈的个人打假事业只维持了不到五年。
五年间，他多次上电视、上报纸，个人荣誉拿到手软，还出了好几本书，被全社会歌颂和崇拜。
随之而来的，便是从“打假英雄”到“攫利小人”的急转直下。
2000年，有人向王海爆料天津的津成电线存在质量问题，王海马上着手搜集资料。
津成电线与之交涉，私下给了王海16万元，要求他停止调查。王海口头答应，实际上仍然在准备起诉，并且在电话中要求津成电线拿出100万元。
王海没想到，津成电线直接撕破了脸，不但把通话内容录了音，而且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把录音公布了出来。
舆情哗然，之前支持过王海的媒体纷纷倒戈，有人说王海是寄生在企业身上的“寄生虫”，也有人说王海是一种“畸形产物”。
还有一篇关于职业打假人的文章里，指名道姓说王海就是一个攫利小人。
但凡把人设立得太高的，走起路来都容易扯着蛋，这个道理，王海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实践过了。
十几年后移动互联网大兴，王海在打企业假的时候，不忘打互联网上的“假人设”，其中说不定也含有一丝劝诫之意。
当时的王海心有不甘，他到处搜集资料，准备卷土重来，再怼一波津成电线，以挽回自己的名誉。
王海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预期中的“翻身仗”还没开始便已经结束了。
由于巨大的精神压力，王海失眠了一周。在失眠的第七天，他接到了一个打过来问候他亲人的侮辱电话，挂掉电话以后，紧接着他又弄丢了自己的钱包。
他试图向别人求助，但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一连串糟糕的事情让王海的精神崩溃了。
他冲进南宁国际大酒店，在酒店前台大肆打砸了一通，然后就被民警给拘留了。
王海的妻子从深圳赶来，帮他付了一笔赔偿金，此时，王海已经被送进了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
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一所心理医院。
更通俗的说法，是精神病院。
7
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王海放弃了身上的光环。
他宣布退出个人打假行业，不再以个人身份出面打假，随即成立了4家打假公司，开始帮别人“代打假”、“代维权”。
王海对自己的公司是这样介绍的：
我们做的仍然是公益打假，揭露欺诈行为是公益的，再比如“王海热线”也是一个不盈利的、纯粹公益的项目。
但是我们帮助消费者维权，向消费者提供律师团队的服务，这是要收费的。
赚法律服务的钱，不赚打假的钱，这是王海想出的新赛道。
据说，知假买假的老本行，王海也依然在做，只是他已经不再自己出手了。
他会把项目分配给不同的员工，还会建立专业的项目组：
有人负责搜集线索，有人负责调查取证，还有人专门去一些工厂卧底。
大部分项目都比较简单，比如说，如果有牛奶品牌宣传自己可以治阳痿，王海就会派人去买这款牛奶，记录下购买流程，然后要求牛奶厂家证明自己确实可以治疗阳痿。
厂家当然没办法证明，这本来就是一种智商税，王海的公司就会开始走法律流程索赔。
这是真正的用资本的思维打资本，流水线式的打假法，多项打假工作可以同步进行，效率极高，而且还分摊了风险。
从这个时候起，王海正式变成了资本，他用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模式，把打假变成了打工，把一件有着古典浪漫和个人英雄主义的事情，变成了需要上班打卡的普通职业。
他公司的那些卧底，调查员和律师团，他们不是孤胆英雄，而是有组织有体系有后盾的职业选手。
在那个年代，个人打假人的命运是非常叵测的。
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化名刘江的黄勇，因为打假各地电视台的虚假广告，被联合起诉敲诈勒索。
直到今天，到搜索引擎上以“打假人”和“坐牢”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仍然能找到大量相关案例。
刘江案发生后，有人问王海怎么看，王海沉默了一会，说，刘江的问题在于不懂法律，没有完整的风险防范流程。
但即使懂法律，甚至自身就是律师，也不见得就可以高枕无忧。
2003年，王海的一个朋友，同为打假人的律师黄立荣，在对紫禁城国医馆监控取证的时候被对方发现，遭到多人殴打，导致身上十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此后不治身亡。
黄立荣的死，似乎是某种不祥的警告：
这本就是一个游离于光暗之间的行业，你不光要懂得如何应对光，更要提防暗。
所以即使有了公司，有了团队，王海仍然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和小心。
他几乎不在媒体面前摘下墨镜。
为了控制风险，他还一度把公司的员工从两百多人精简到三十多人。
如果有必要去现场，最多的时候，他会带上九十多个保镖。
即使如此，他仍然很难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从2000年到2010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王海名下的打假公司一直在活跃，但他本人却努力在外界面前隐藏自己。
直到2011年，他才因为起诉耐克而重回媒体视野。
但这一次，他拒绝了媒体的神化。
他公开说，职业打假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小人。
我们只是一群商人。
8
商人这个定位很中性，不吹不黑，不捧不踩。
商人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既可能有原则，也可能没底线。
对错只看个人，好坏与身份无关，一切都要就事论事。
王海喜欢做一个商人。
英雄也好，小人也罢，都是别人给他的定位。
但商人这个定位，不来自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
离开个人打假行业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了两句话：
“打假和正义从来没有关系”。
“除却本能，人的一切行为，本质上都是交易行为。”
他说的是对的，但这些话从一个曾经的英雄、后来的小人口中说出，总显得有些黑色幽默。
确实，王海不是什么正义斗士。
他的打假公司三十万以下的案子不接，年入过千万，总不能说正义也有出场费吧。
他会因为某个企业给了足够的钱而选择和解，选择性的正义当然也不是正义。
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
他确实是为了赚钱，但在赚钱的过程中，他客观上也打击了造假售假者，后期的打击范围还扩大到了虚假宣传和品控不合格的公司。
他会使用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比如收买员工，派人卧底。
但要对付黑暗，本来就只能用黑暗的手段，甚至要比坏人更坏。
王海本人也确实没有那么“正”，他不但接受庭外和解，还主动索要过“封口费”。
但即使是没那么彻底的打假，也增加了企业作恶的成本，当作恶的成本超过作恶的收益时，企业自然会循规蹈矩。
为什么造假和作恶屡禁不绝，罚之不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收益太大而惩罚太轻。
王海这样的人的存在，就是坏人作恶路上的一道坎。
王海的手越毒，坏人摔得越疼。
至于“封口费”这个东西，在当年那次翻车以后，已经从他的字典里彻底删除了。
此后二十年，王海再也没有翻过车。
以王海的职业，得罪人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个必然。
每天都有无数人在盯着他，只要他行差踏错一步，等待他的马上就是牢狱之灾。
但他依然活蹦乱跳地跳到了今天。
很多人都看他不顺眼，却拿他没有办法。
他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索赔诉求，确保一切都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并且确实是在“打假”。
“打假是目的，赚钱是手段”，这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微博上挂着的签名。
我确实赚钱，但赚钱只是做了正确事情的结果。
我打假，我也赚钱。
这就是一场交易，很公平。
9
有趣的是，当王海在舆论面前躺平，直言不讳自己打假就是为了赚钱的时候，他的路忽然变得开阔起来。
大家不再用英雄和完人的标准来要求他，反而开始自发解构职业打假背后的正面意义。
在B站上那些关于王海打假辛巴的视频里，评论区下的用户展现了一种与二十年前的媒体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他确实赚钱了，但他做的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对社会有正面作用？”
“他确实知假买假了，但如果你们不造假，王海能奈何你们吗？”
就连王海所说的“骗子是割老百姓韭菜的人，我是割骗子韭菜的人”这样似乎不太圆滑的发言，也变成了真性情的流露。
25年来，王海的定位历经了多重转变，很难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又或者，哪一个都是他，但也都不是他。
从1995年买了那两副耳机开始，他的身份历经了“刁民”，“打假英雄”，“攫利小人”等各种变化，最后定格在“商人”。
上面说的这些身份，有的是外界强加给他的，比如刁民。
早期王海的“打假”还停留在自己买假货去索赔的时候，有人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是假的，王海说我知道啊。
那个人说你特么知道是假的还买，你这不是刁民吗？
后来王海写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我是刁民》。
但这本书的第一章，标题却是“我不是刁民”。
表面上他服软了，其实他从来都不服。
有的是舆论赋予，而他又乐见其成的，比如打假英雄。
有一段时间，王海特别陶醉于英雄这个称号，他上了《实话实说》第一期，频繁在央视的新闻节目里露脸，还去客串经济频道的主持人。
但问题是，英雄必须是伟光正的，动机里面必须是不掺杂利益的。
那年头国内还不流行黑暗英雄的设定，正确不绝对，就是绝对不正确。
王海没有刚开始就拒绝媒体冠以英雄的名号，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但又情有可原。
哪个年轻人能拒绝荣耀的诱惑呢？
但他又承担不了英雄的枷锁。
于是他便有了第三个身份：攫利小人。
2000年，王海向津成电线厂索要一百万“封口费”的那段电话录音被曝出后，他在舆论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公众接受不了心目中的打假斗士跌落神坛的反差，之前有多崇拜，幻想破灭后就有多愤怒。
接受不了反差的不止公众，还有王海自己。
他想过挽回自己的名誉，也因为辱骂而失控过，但最终，他的选择是淡出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当不了英雄，那就不当了吧。
谁也没想到，他不想当英雄以后，却又在另一批人的心目中成为了用黑暗对抗黑暗的反英雄。
命运的玩笑，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10
辛巴和老罗，包括整个电商直播，大概都只是王海打假路上的一个过场。
王海说电商直播是打假人的富矿，里面的假货太多了，随便打开一个直播间看五分钟，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素材。
等到电商直播里卖假货的人少了，打假素材不好找了，他可能就换一个目标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打完电商直播，王海应该还会继续打下去。
如果人类能把假货卖到火星，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把打假的业务发展到火星。
不为别的，就和25年前他为什么要走进隆福大厦买那两副耳机一样。
因为这个过程，真的很有趣。
这些年来，王海化身资本，用各种说起来并不那么好听的手段去打假，在公众场合永远戴着墨镜，不愿意公开露面。
然而他所做的事情，又的确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普通人有利的，这个立场始终没有变过。
时代从来都是有光有暗，但有时候不只有光暗对立，也可能有人身披黑暗，但脚踏光明。
或许对于一个力量远不及资本的普通人来说，这是他对抗黑暗唯一的选择。
在王海的世界里，只有黑暗到极致，才有资格拥抱光明。
至于他的动机是什么，私心和公心各占几成，这些事情其实就和六子肚子里到底有几碗粉一样，自证不了，也没必要自证。
黑暗菩萨是菩萨吗？我觉得也是。
有人质问，菩萨未必有佛心。
然而菩萨本就不必有佛心，但行伏魔事，便是菩萨身。
诸魔退散后，大家习惯于苛求品德的完美。
妖雾重来时，我们或许会接受另一种逻辑：
菩萨，何必有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