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敦煌再度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盗窃、劫掠了莫高窟大量的珍贵文物，与此同时也整理出版了细致的考古、地理调查资料。根据目前的调查，敦煌和莫高窟最早的照片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可以说，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这部图录成为早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的图像依据，是当时国际敦煌学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时至今日仍不可小觑。
作者：孙志军（敦煌研究院艺术研究部副部长）
敦煌莫高窟初建于公元4世纪，其后历经1000多年持续不断的营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敦煌石窟开凿的数量之多、艺术水准之高，历朝历代，都备受瞩目。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使得敦煌再度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去敦煌，成为每个人的心心念念。然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风、霜、雨、雪、沙”，使得原本精美绝伦的一幅幅壁画、一尊尊佛像，或多或少褪去了颜色，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毁。今天，或许你已经无法看到100多年前呈现在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眼前的全部。近日，我推出《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一书，以“重摄”手法旨在带领读者穿越时空，重温那些幸存的、逝去的、被破坏的遗迹，感受莫高窟生命脉搏的跳动。
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唐代塑像孙志军摄
一、揭开宝藏的神秘面纱
沉寂了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于20世纪初重新回归全世界的视野，或许并非偶然。当时，随着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延续与“东方学”的兴起，欧洲各国的探险家、考察团队，纷纷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莫高窟，并最终揭开了一座人类文化宝藏的神秘面纱。他们盗窃、劫掠了莫高窟大量的珍贵文物，与此同时也整理出版了细致的考古、地理调查资料。单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资料具有无法取代的史料价值。
20世纪20年代，中国本土学者开始对莫高窟进行系统性的调查研究。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国民政府提出了建设和开发大西北的相关计划，这也为中国当时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打开了考察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方便之门。在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中，这些前辈学者通过文章、壁画临本、照片等媒介，为莫高窟的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常书鸿/绘选自《此生只为守敦煌》
尽管在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前，莫高窟完全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但也正是这种“来去自由”，为莫高窟留下了丰富的早期影像资料。
在敦煌学勃兴的今天，已有专家学者对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发生在莫高窟的摄影个案进行过研究，但却缺乏一份对这一时期莫高窟摄影活动的清晰、完整的史料辑录。因此，我尝试综合1949年以前有关莫高窟的历史研究资料、调查报告、公函、画册和回忆录等，以编年的方式梳理了1907—1949年早期探险家、学者和摄影师在莫高窟的拍摄活动。
身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以阳关、玉门关控制东西来往的商旅，而丝绸之路是三条道路“总辏敦煌”，然后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鄯善，到达中亚和欧洲，这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南壁，被华尔纳盗劫的杨都出金像（局部）。美国福格博物馆藏选自《世纪敦煌》
为了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近几年我多次参加了敦煌研究院组织的考察团，前往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等国考察古代文明的遗址，特别是与佛教传播有关的遗址。通过实地考察，我清晰地感受到了不同文明对佛教石窟内部空间营造的影响：胡貌梵相的佛陀随着丝路的延伸而逐渐中国化，佛塔由简练的覆钵演变成繁复的密檐式中国塔，套斗藻井从阿富汗巴米扬经新疆传到了敦煌……
《世纪敦煌》一书是我从事石窟摄影和敦煌摄影文献研究30多年的成果之一。这个出版计划在多年前就形成了，但我勤于拍摄而拙于写作，以致十年前完成的项目一直拖到现在才付印。
本书正文中的历史照片几乎全部由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拍摄于1908年，考虑到这些照片的重要性，探险团团长伯希和在100年前就坚持把它们公诸于世。正因如此，今天的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些照片，直观地感受到100多年来莫高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新旧照片的对比，唤起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世纪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孙志军编著中信出版集团
二、快门声响彻洞窟内外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列强在分割完海外殖民地之后，又掀起了中亚和西域探险、考古热潮；1840年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派遣大批考察团、探险队来中国考察。
据统计，仅从1840年到1949年间，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队就有156批之多，他们在我国西北的考察，既有学术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目的。正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说，考察中国的北部边疆不仅有很大的科学价值，而且还可以为沙俄侵略中国西北提供资料，用“科学考察来掩盖考察的政治目的”。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打着各种名义的外国探险队接连来到了敦煌，他们在进行探险、考古、测绘等活动的同时，也在敦煌拍摄了许多照片，记录了那一时期敦煌的名胜古迹、政治图景、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根据目前的调查，敦煌和莫高窟最早的照片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从1907年至1949年，有16批次来自国内外的个人或团体在莫高窟拍摄了照片，数量有4900余张，内容广泛涉及莫高窟的周边环境、崖面上的洞窟布局、洞窟内部空间和壁画彩塑。今天回看这些照片，由于它们记录了莫高窟较为原始的历史信息，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石窟考古和营建史研究提供了可视化的史料。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率领他的第二次中亚探险队，经罗布泊前往敦煌。他最初的目的是到敦煌考察古迹，但在敦煌进行了短暂的考察后，他就明确了此行的目标——考察敦煌的古代长城遗址，考察莫高窟，搜集藏经洞出土的古代文献。驻留莫高窟期间，他利用了三清宫住持、道士王圆箓的无知，以极其低廉的价格骗购了24箱藏经洞出土写本、5箱绢画和丝织品等珍贵文物、文献。可以说，对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祸首。但同样也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机，快门声第一次在洞窟内响起。
1908年2月25日，法国西域考古探险团团长伯希和和他的团员们也来到了莫高窟。伯希和探险团在敦煌莫高窟的拍摄是有计划的，题记、供养人像、有明显风格的画面和难以考证内容的壁画，都是拍摄重点。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在短暂的时间里，以迅速而又锐利的目光，几乎抓住了莫高窟中所有最有价值的部分，系统地拍摄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在1914—1924年，花了10年时间，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这是第一部关于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图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石窟艺术。这部图录成为早期研究敦煌艺术最主要的图像依据，是当时国际敦煌学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经典之作，其影响力时至今日仍不可小觑。
1910年至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亚洲腹地探险活动。吉川小一郎、橘瑞超等日本学者，也因此在敦煌和新疆多地对佛教遗迹进行考察和发掘。
1914年5月，俄国新疆考察队成立，队长为奥登堡，成员有画家兼摄影师杜金，地形测绘师斯米尔诺夫，民族学家龙贝格以及艺术家贝肯伯格，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莫高窟。1915年1月26日，俄国新疆考察队启程回国，他们带走了在莫高窟测绘的43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以及拍摄的2000余幅照片，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了十几身彩塑，复描了几百张壁画，并且做了详细的文字叙录，同时也窃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多种文物。在当地，他们还收购很多绘画、经卷等文物。
1924年1月21日，美国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的兰登·华尔纳到达敦煌。次日，他前往莫高窟。华尔纳此行的目的，是从东方美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在随后的10天里，华尔纳花了5天时间，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布，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块壁画。与此同时，他也拍摄了照片。1925年，华尔纳率领的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再度来到莫高窟，摄影师理查德·斯达拍摄了13幅照片。在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拍摄的莫高窟照片中，北大像佛头暴露于室外的照片、第328窟佛龛内南侧的供养菩萨搬出洞窟时的照片，都是孤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1934年11月5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安西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根据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记载，他于黄昏时分来到莫高窟，看了一两个洞窟，第二天，他看了九层楼以北的21个洞窟。在斯文·赫定基金会公布的斯文·赫定摄影档案中，他在莫高窟考察期间拍摄了17幅照片，多为莫高窟外观，其中尚未竣工的九层楼照片是九层楼的首次曝光。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历史照片也凝结成了一部敦煌的百年历史。
三、穿越时空参悟文物摄影的真谛
1984年9月，我考进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报到当天，被分配到资料室摄影组学习摄影。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摄影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幸运。说起来，我拍照片尤其是文物题材照片的时间算是比较长了。但坦率地说，直到2000年，我才开始逐渐领会文物摄影的真谛。在此之前的十多年，我只是专注于摄影技术的精进，缺乏对文物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思考。
多年来我还有一个爱好——收集与敦煌莫高窟有关的物件。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尤其痴迷与影像相关的东西，敦煌研究院早期的摄影档案卡片、底片袋、修相台等，我都收藏，不过最关注的还是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照片。我很早就有意识地收集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影像。在二三十年前，莫高窟历史照片的刊布还非常有限，我每看到一张没见过的老照片，就赶紧翻拍下来。那时候，出版物里的照片像素大多较差，有些被反复翻拍的照片基本上看不到细节，比如斯坦因拍摄的藏经洞外观那张。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收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及莫高窟的摄影档案被越来越多地公布出来，特别是国际敦煌项目上线后，一些极具价值的敦煌莫高窟的图像如同涓涓细流，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就这样，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我逐渐收集了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奥登堡、华尔纳、陈万里、斯文·赫定、巴慎思、石璋如、罗寄梅、李约瑟、艾琳·文森特和约翰·文森特等人拍摄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数千张。
随着我的摄影藏品不断充实，我开始有条件系统地研究20世纪前期由斯坦因、努埃特、杜金、罗寄梅等人拍摄的莫高窟。这些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的照片，让我直观地了解到当时敦煌和莫高窟的面貌——那时的莫高窟一片荒芜破败，崖体坍塌，栈道毁坏，洞窟敞开，地上散落着壁画残片，甚至有许多洞窟被流沙淹埋，一些洞窟里砌起了灶台，盘起了火炕，成了人们的栖身之所，历经1000多年的神圣殿堂遭到了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
这些照片也使我对石窟的摄影表现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斯坦因在遗址场景中安排人物作为比例参照，努埃特对壁面的空间关系处理，罗寄梅富有文人意趣的洞窟空间营造……
随着对敦煌和莫高窟的认识逐渐深入，这些照片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拼凑聚会，还原出了一个原生态的、有别于当下的敦煌莫高窟。它既是时间的不断累加和演变，也是空间的不断变化更迭，它就像今天流行的AR、VR图像，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在这样的学习中，我想到了用“重摄”的方法来表现莫高窟“彼时与此时”的变迁，为敦煌石窟的历史、文化、保护研究追溯直观的历史信息。
我仔细分析并多次模拟斯坦因、努埃特等人拍摄的莫高窟的季节、时间、角度、摄影镜头视角、底片画幅比例等拍摄因素，在最近的十多年间，按照他们的拍摄角度对莫高窟的外观和洞窟内景进行了重摄。结果表明，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莫高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损毁、营建、保护、修复在循环往复地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过福格博物馆中国考察队和斯文·赫定的照片，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莫高窟北大像从曾经的无遮无盖到九层楼的落成，时间跨度上也印证了《重修千佛洞九层楼碑记》中关于修建九层楼的记载。
通过对历史照片的研究分析，以及对中亚、西亚古代文化遗址的考察，我现在拍照片时思考的问题更多，面对一个洞窟或一处遗址，更加注重去发现它所隐含的文化多样性，追求在现时观照“彼时”。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0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