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部队的劳动生活十分艰苦，但年轻的朱维究却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返校后，朱维究和老同志们一起挑起了恢复行政法教学科研的重担。1986年10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小组，江平为组长，朱维究也是成员之一。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过程中，行政立法研究小组绝不放过任何对中国的制度构建有意义的文献和实践。
通讯员 童雨萱 陈馨阳
编者按：为迎接建校70周年，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校史修订工作。自今年年初，组建学生志愿者团队采访学校老干部和老教授，记录他们讲述的法大建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刻画法大师生与时代同行、为全面依法治国艰苦奋斗的一幅幅历史画卷。
六十年来，从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朱维究始终以睿智平和的视角，见证着法大与社会的发展。在即将迎来七十周年校庆之际，让我们来静听朱维究教授讲述她的故事。
（朱维究）
朱维究，1944年生于战乱中的开封，196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其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公共管理学以及比较法研究、“一国两制”的法律问题研究。
1981年起历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教授、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比较法研究》主编、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宪法与行政法导师组组长、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特约监察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建设顾问、民政部社团复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警察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顾问”、国家信访局信访立法首席专家顾问、平潭综合实验区“法务资政”等教学、行政及社会职务。
以中足乐不畏苦，植根实地守正心
朱维究于1962年初考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此时的北京政法学院，历经十年办学，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虽然学校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但大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学生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谈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时，朱维究神情中流露出了些许自豪。在江平教授、陈光中教授等一大批优秀老师的影响下，四年的大学时光，为她此后的法律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不懂得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探索的，更不清楚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我觉得这是在政法求学时最大的收获。”朱维究认为，只有守正才能创新，而守正就要溯及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她也一直如她所言般践行着守正创新的原则，积极投身于建设法治中国的人生实践。
1963至1966年间，朱维究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在当地“访贫问苦”，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1966年6月，朱维究因受家庭出身的牵连，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导致毕业分配时没有一个单位敢于接收，最后只好去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尽管部队的劳动生活十分艰苦，但年轻的朱维究却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两年之后，她被分配到京郊农村教书，因为没有资格教政治课，只能自修中文系的课程，不仅教语文、也教化学，甚至于体育、音乐，只要是学校需要的，她都主动承担。
面对这些早年的境遇，朱维究始终保持着乐观与豁达的心态，将人生路上的波折视为锻炼成长的机会。无论是深入农村参加劳动，还是扎根基层教育，都使她对底层群众的真实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察，对中国的道路有了更深邃的思考，这也为她后来回校参加我国法学教育重建、参与重要行政立法活动以及参政议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实心任事破风浪，九畹百亩蕙兰芳
1981年，朱维究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进入国家法教研室工作。50年代初，北京政法学院曾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行政法教研室，1958年随着法学学科被撤销，行政法教研室也由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所取代。返校后，朱维究和老同志们一起挑起了恢复行政法教学科研的重担。作为行政法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她不仅亲自参加了所有的教学科研活动，还参与了当时国务院法制局清理法规的繁重实务工作，一点点恢复和构建起新中国行政法律规范的雏形和行政法学的基础。
复校的时候，教研室的三位老师都没有行政法教学经验，课程教材也需由他们自己编写，调研找材料非常困难，甚至连国务院公布的规范性文件都无法找全。朱维究通过翻阅历年的《新华月报》，把所有关于规范性文件的内容都选下来——他们编写的第一套配合教学适用的参考资料就这样把中国行政制度的实际状况清楚地反映出来。朱维究认为，在行政法学科体系的建设上，法大严格遵循宪法，绝不脱离中国的实际，在80年代是走在全国最前面的。
八十年代末，朱维究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比较法研究》主编。在任期间，她接替前辈廉希圣教授参与了港澳基本法研究和澳门原有法律法规清理工作，并积极拓展“一国两制”研究。她带领同事们历经艰辛，翻译整理了澳门近400年的法律规范，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处理澳门原有法律的决定》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她还积极支持《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写工作。
2002年，为了适应我校“法科为主，多学科并进”的改革需要，朱维究受聘为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首任院长。谈到多学科建设中的问题，朱维究指出，当下我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在基本理念上都是西方的，为了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首先应当把法学和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因此，她在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学科建设更加贴合中国实际，推动跨学科研究。不止如此，她还先后为学校争取到了政治学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四个学科的硕士授予权以及MPA（公共管理硕士）的授予权。为了掌握我校政治学与管理学发展的主动权，朱维究及时申报并获得了政治学、管理学教授的审批权，为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迄今为止，朱维究教授从事法学、公共管理学教学科研工作近四十载，使用过她编写的教材、听过她授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不计其数，她亲自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近百名。她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教育热忱，为祖国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法律和公共管理人才。
三尺之律绳四海，一支莲在火中生
朱维究除了进行教学和科研，还参与了我国众多行政法治建设活动。1982年宪法出台后，刑法、民法通则、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纷纷完成立法，行政法治建设成为最迫切的任务。1986年10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行政立法研究小组，江平为组长，朱维究也是成员之一。“那个时候我既当教师，又当半个公务员，有时候‘公务员’的工作量比当老师还要繁重。”她说。
行政立法研究小组为中国行政法治的恢复与完善作了最早期的基础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探讨是否能够制定行政法法典。借助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的修定，江平提出了先制定行政诉讼法，再推进行政实体法法典建设的建议。这个建议被采纳之后，行政立法研究小组便集中精力推动行政诉讼法的制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这部吸取了美国和大陆法系国家经验的行政诉讼法，一经推出便获得了巨大的关注。朱维究曾多次评价这部行政诉讼法的意义和价值：“怎么评价行政诉讼法的出台都不为过。没有这么一个民可以告官的尚方宝剑，推进中国的行政法治恐怕还要艰难得多。”
在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过程中，行政立法研究小组绝不放过任何对中国的制度构建有意义的文献和实践。由于当时法学人才匮乏，部分法大在校研究生也参与立法研究小组的工作，这也是法大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成功探索。朱维究说：“法学教育不是非得要有一定之规，法治实践需要什么就应该研究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总结经验和不足，然后形成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事实上，那个时候是实践性极强的法学教育在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公务员”的工作并未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而结束。80年代末，朱维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的成员，走上参政议政的道路。她曾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社法委副主任委员，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特约检察员10年、中纪委的特约监察员15年。参政议政的突出贡献使她成为2003年北京及全国的“三八红旗手”。有了这些工作经验的积累，2006年2月，朱维究受聘为国务院参事，由时任总理温家宝签署聘书。在当时的国务院参事中，朱维究是唯一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她谈到：“我国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走在前边，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法学的研究和思考就提不上日程，但是在新时代社会科学整体推进的过程中，法学可以发挥前瞻性预示的作用，提出一些制度顶层设计的建议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在担任国务院参事将近13年的时间里，朱维究为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2018年宪法修改时，朱维究也提出了对宪法修正案的建议。按照国务院参事室安排，她很早就开始关注“国内国际双循环”问题的调研工作。她在我国与蒙古、朝鲜、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国的边境地区就扩大边境贸易进行了考察。2018年，朱维究最后一次出国是去非洲，通过考察肯尼亚、尼日利亚和途经的埃塞俄比亚的经济、法治情况，为结束非洲访问后作决策提供建议。
“作为参事，我们的特长就是社会阅历多，对事物的判断更周全一些，建议既要有正面的，也要考虑不利因素。我们的底线思维从来都有，要替国家考虑周全，忧国家之所忧。”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她针对举办“廉洁奥运”提出的关于专项审计制度与终身审计制度的建言，这个建议最终被财政部门接受，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朱维究还有一项特殊的参政议政重点——对台法律政策研究。她常受中央统战部邀请，参与相关的政策制定和对策研究，对法理的成因、现状、趋势、对策等提出了许多参考意见。
从立法参与者到国务院参事，朱维究始终以其专业的知识与素养为国家建言献策。“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也非常感谢这个时代，感谢党和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给我这么多好的机会。我都记在心里，也一直在努力做好建言献策的工作。”她说道，眼神坚定而明亮，过去的岁月仿佛在静静流淌，诉说着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热爱。
学生、教授、立法者、公务员……从懵懂的年代走来，朱维究以一以贯之的学术观点形成独树一帜的行政管理法学派体系；用一言一行日积月累的亲身实践一辈子探索“为人民服务”的课题。面对大变革时代，作为法大人，她希望中国政法大学的学子都能够成为“政治人”（讲政治），争做“公共人”(为公)。“我有一次讲座，同学们问我以后咱们该怎么办，我说了四个字，其实现在还是这四个字——‘上山下乡’——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中国的实践，要懂得我们从哪里走来，为什么能够坚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