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关的数据来看，全国各县的生员数量相差并不大，平均数都维持在二百以上。以顺天府为例，平均中举率为4.6%，湖广平均中举率为4.9%。正式由于冒籍现象的存在，从而导致了这些偏远省份的竞争日趋激烈。至于江西、应天、河南等地区排在前面，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录取比例为十取一。
最近正是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平台上也有很多关于985和211名校的预估录取分数线。说实在，现在的考生确实难，排名要是进不了前几百名，想要进清北和华东五校是不可能的，可谓是万里挑一。
说起高考，笔者就很容易联想到古代的科举。当然，我对当今的教育制度没有过多的了解，但对于古代的科举，自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的，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就来说一下科举最难的明代时，考个举人和进士有多难。
其一、生员参加乡试的配额明代取士的途径凡三变：明初时期以举荐为重，不太讲究科名；明中期，举荐、贡举、制科并行，虽将科名，却不以科名加以限制；晚明时期，科举为重，以科名为入仕限制。因此，本文的内容应当限定在晚明时期。
科举功名从低到高分别为生员（秀才）、举人、进士三大类（细分则不止）。读书人十年寒窗考个生员已经十分不易，若是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其间所经历的辛苦，非常人所能体会。
明代科举史上不乏幸运儿，年少即登科。但更多还是屡试不第，终老未中。其中也有很多生员，经过多次乡试，幸而得中举人。
那么生员中举为何如此之难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地方的府、州、县对生员有配额的限制，而且表现出一定的不公平性。
怎么来理解配额限制呢？意思就是各府、州、县按照朝廷的定制，规定了允许参加乡试的名额。晚明时期，生员的基数还是很大的。一般的县就有生员一二百名，大一点的县则有三四百名。
以江苏（南直隶）丹阳县为例，在学的生员人数有213名，而朝廷规定可以参加乡试的仅有28人。以全国的情况来看，多的县参加乡试的生员则有五六十名，次者三四十名，又次者二三十名，至于偏远的县，仅仅十余名，甚至只有四五名。
从相关的数据来看，全国各县的生员数量相差并不大，平均数都维持在二百以上。而参加乡试的配额平均下来只有三十名左右，整体比率大致也就在10%左右。
问题是，各县的配额并非完全按照成绩来进行判定，其中有一些是走后门有背景的。而那些成绩优秀的生员，有很多无缘乡试，这也是明代乡试中不公平性的一种体现。
这一点，后来的清代就做得比较好，清代规定，凡是各省生员，只要通过了乡试前的统一考试，都可以参加乡试。尽管举人的录取比率和明代相差不大，但至少可以保证公正性。
其二，乡试中举的比例在乡试中举比例的问题上，张居正曾说：“遇乡试年份，应试生儒名数，各照近日题准事例，每举人一名，取科举三十名，此外不许过多一名。”也就是说，乡试中举的比例在万历初年时，被设定在三十取一。
不过，根据其他史料的统计，张居正所谓的三十取一不过是短时间的规定，事实上晚明时期，各省的中举比例也有高于这个数字。以顺天府为例，平均中举率为4.6%，湖广平均中举率为4.9%。当然也有少于三十分之一的。
按照正常的思维，文化发达的省份，比如南直隶的江苏、浙江等省份，乡试中举的比例应该更低，可事实情况却非如此。
如果将各省地区的竞争强度由高至低进行排列，则为：贵州、江西、浙江、陕西、河南、应天、云南、云贵；四川、福建、顺天、广东、山西、湖广、山东、广西。贵州为竞争最为激烈的省份。
贵州、云南、陕西等省排在前列实在出乎意料，这充分说明了晚明时期，这些偏远省份的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已经和内地差别不大。
此外，云贵地区竞争激烈，也是因为内地省份的生员冒籍应试的缘故，因为一直以来，内地省份读书人多名额相对较少，所有出现了不少考生冒籍的情况。正式由于冒籍现象的存在，从而导致了这些偏远省份的竞争日趋激烈。
至于江西、应天、河南等地区排在前面，基本上与事实相符。这几个省都是乡试大省，一直以来竞争都很激烈。越到后面，生员的数量越多，而乡试的配额却是固定的，因此乡试中举的难度也就越大。
晚明的乡试，平均录取率为三十取一，这个比例看起来似乎还没有今天考清北的难度大。但是不要忘了，在乡试之前，数百名生员还要争抢为数不多的乡试名额，这样算起来，一个生员要想考中举人，简直难如登天。
中了举人之后下一步就是冲刺会试，对于会试朝廷并没有限制配额，规定凡是举人都可以一体参加会试。但会试同样也有很高的淘汰率。录取比例为十取一。
这样算下来大致就有一个结论：一个县三百名生员选三十个名额参加乡试，这三十个人中只有一人可以中举，至于中进士的机会，只有十分之一，十个县只能出一个进士，即便这样算不严谨，但也可以肯定，平均下来几个县才能出一个进士。因此，当时就有“金举人，银进士”的说法。
显然，在明代考个进士比清北要难很多，99%以上的考生无缘进士。更何况，乡会试是三年举行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