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实际实现的收益率可能低于社会平均利息率，这会为社会提供一个信号，当初的预期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在这个方向上未来要暂停投资了。无论投资资金的来源和偿付采取什么具体的安排，符合投资收益率标准这一条是必须的。
投资收益率是目标还是结果?最近六大行声明支持实体经济，一些由模糊的不正确的关于经济运行的观念导致的想法开始浮现，其中一条是关于投资收益率的，大致意思是，投资不用要求投资收益率，能够还上银行的利息就可以了，投资的本钱能否还上不重要，只要以投资的项目做抵押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投资收益率是目标还是结果?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投资收益率是目标还是结果
最近六大行声明支持实体经济，一些由模糊的不正确的关于经济运行的观念导致的想法开始浮现，其中一条是关于投资收益率的，大致意思是，投资不用要求投资收益率，能够还上银行的利息就可以了，投资的本钱能否还上不重要，只要以投资的项目做抵押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们下面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社会发展与分工深化是同时进行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密，再生产的链条越来越长，再生产过程变成了一个不同链条交叉连接并循环往复的网络，更进一步，绝大部分的环节之间的连接是通过信用关系进行的；在这样的网络中，既不能孤立地看待每一个环节，也不能忽略某个具体环节的特点，用整体循环的特点看待具体的某个环节；既不能抛开信用关系来分析再生产过程，也不能把信用关系看成是再生产过程的全部。
要保证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不管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都要保证再生产过程与信用过程相互协调，这种协调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物价结构的协调，二是各种利率体系的协调，三是利息与物价的协调；归结到一点就是再生产过程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率的协调，这种社会平均利息率在有的经济学派也被称为自然利率；就是说如果某个环节供不应求，利润率高于社会平均利率水平，那么投资就会流向这个环节，供不应求的状况就会缓解，反之，如果某个环节供过于求，利润率低于社会平均利率水平，投资不再流入，相关的资源还会流出，供过于求也会缓解。这一点对整体的再生产过程来说也是成立的。
因此从再生产循环的可持续来说，投资必须讲究收益率，在社会总体意义上，任何投资项目的决策依据都是必须有高于社会平均利率水平的预期收益率，这是社会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微观与宏观相互协调的条件。当然，实际实现的收益率可能低于社会平均利息率，这会为社会提供一个信号，当初的预期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在这个方向上未来要暂停投资了。
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谈宏观和谈投资时不问投资收益率，似乎只要砸钱进去，经济就会好转，更有甚者，谈微观的投资项目也不谈收益率，似乎只要持续砸钱进去，任何项目都可以维持。
这种倾向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错误理解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在现代经济中，信用关系遍布再生产网络的每一个环节，即使信用在再生产中如此重要，仍旧是再生产过程决定信用关系，而不是信用关系决定再生产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信用关系调控再生产过程，但如果想通过改变信用关系来根本上改变再生产过程，比如说改变再生产过程的长期扩张速度和改变再生产过程的基本结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强行改变，只能导致经济运行的混乱，这也是为什么说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是实体经济为金融服务的根本原因。
二是把投资收益率仅仅看成是一个微观个体是否赚钱的指标，因而为了某个特定的社会目标，可以不考虑投资是否赚钱，只想用砸钱的方式达成这一目标；这一认识源于对投资收益率与再生产过程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全社会的投资收益率和各行各业甚至微观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是反映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内部结构的重要指标，能够告诉我们再生产过程是否健康稳定，再生产过程的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等，从根本上来说，维持投资收益率在合理的水平是保证扩大再生产过程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这不仅是一个微观能否赚钱的问题，更是保证社会整体持续发展的问题。
三是源于对投资外部性和投资收益率之间关系的错误理解；经济中的外部性从根本上来说源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由于这种局限性，特定的价格结构都是仅仅对应社会某一局部供求关系情况的局部解，而不是源于全局最优解的局部解，全部价格结构是全社会再生产情况的全局解，但不一定是，很可能不是，最优的全局解，由于这一点，经济中会存在外部性，因而有些投资也就具有了外部性；但这并不是对具有外部性的投资不用考虑投资收益率的理由，因为人即使在认识上存在局限性，但仍旧能够逼近最优，只要考虑的范围足够大，信息足够多，外部性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降低，即使不能完全准确地消除。
四是源于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错误理解；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控经济，但砸钱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行的，对衰退中的经济，一定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是有用的，但如果经济运行基本正常，只是有一点结构问题，就不能用统一的调控政策，也不宜由政府进行干预，而是要通过微观个体自行调整。
回到前面提到的关于投资的错误观念，如果投资项目的收益只能支付银行的利息，不能还本，从再生产过程来看，会导致一些坏的结果：
一， 扩大的再生产过程无法维持，即使简单的再生产也可能无法维持；
二， 社会资源可能用于一些低效的投资项目，社会再生产的结构被破坏；
三， 由于金融体系无法收回资金，社会资金的循环被打乱，信用体系无法正常运行，严重的话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可能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
四， 社会可能错失发展方向或发展机会，面临一步错步步错，一步慢步步慢的情况。
当然，对于存在正外部性的投资，我们也不能受限于现在的财务制度和会计规则，现在的财务制度和会计规则主要是针对没有外部性的投资的，对于具有外部性的投资，我们要适当扩大考虑的范围，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投资的收益率，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内投资收益率是合适的，就可以投资，至于投资资金的来源和偿付可以通过综合的安排来进行。
一般来说，具有外部性的投资同时存在回收投资收益的交易成本问题，就是说，通过向直接受益人收取较高费用可能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这时可以通过适当的安排收回投资收益，只向投资的直接收益人收取一定费用。无论投资资金的来源和偿付采取什么具体的安排，符合投资收益率标准这一条是必须的。
至于超前投资，超前投资并不违背投资收益率标准，只要不是过度超前；超前投资的关键在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在与未来的成本差别和现在和未来的收益差别，只要预期基本准确，投资收益率的预测是不会出现大的失误的。当然，超前投资一般也存在投资资金来源和偿付的安排问题。
基础科研和教育的投资属于外部性非常强的投资，并且属于需要超前进行的投资，这样的投资的关键就是两点，一是关于未来的预期，未来的经济发展速度，未来的产业结构等，二是在什么范围内计算投资收益率，这涉及到投资的具体情况，也涉及到财政体制，包括中央地方的财权事权的划分等。需要超前进行的具有外部性的投资，大的原则是，比预期超前一点是可以的，但一般不要落后于预期，当然预期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