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
性普及的过程并不顺利，《少女之心》自70年代开始广泛传播，是公安机关多次通报查抄的主要作品。许多读者因为传抄该文受到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但该文久禁不绝。
长期致力于“文革”文学研究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注意到，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青少年在抄写、阅读《少女之心》，手抄本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周勍是研究“文革”手抄本的专家，2001年，在他与出版人白士弘合作的《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一书中，周勍率先以寻访的形式采访了十几位手抄本收藏者(仅刊出三篇)，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文章。
周勍对一位“某木先生”的访问中，“某木先生”讲述了他的抄书经历，可见当时的手抄本的传抄情景：
“当时抄书是非常隐蔽的，拿到手抄本后，你分几页，我分几页，然后再加上复写纸，一次就能印五六份，抄好后再收起来往一块拼一下，然后再订一订，这就成了，所以一本手抄本抄下来字迹都完全不一样。”
“四川有很多小丘陵，丘陵上有不少零零星星的小坟包，我们就到小坟包上去抄，那儿人去得少，一般男生都爱做这类事儿，女生多打掩护，帮着抄笔记，没有被老师抓住过。要是抓住就不得了，这都是些封资修，得查你家的成分，取消你的困难补助。”
手抄本的传抄，在当时也有着一定的风险。朱大可就有一位同学为此而付出代价：
“我有一个同学，在看了《少女之心》后，凶猛地追求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姐是哭着把他送进了派出所的。他在派出所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被放了出来，他当晚就把刀捅进了姐姐的肚子。
“他被枪毙前，在学校操场开了公审大会，我们平生第一次目睹这种肃杀恐怖的场面。公安和民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高音喇叭里声色俱厉地宣读着罪行，而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惊悸地倾听。”
很多年以后，朱大可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位同学受死前的表情：他在人群里仔细搜寻着班级的位置，然后冲我们放肆地一乐，露出了黄黄的牙齿。
在当时，学校针对《少女之心》和《第二次握手》，就流传有三不准，即：不准看、不准抄、不准传；立即报告老师。
在李公明的记忆里，1974年前后，还发生了一起轰动性的案件，有一位青年因为传抄《少女之心》被判处了死刑。
周勍为此查阅了一些记载文献，在西北政法学院科研处1982年(此类案例集中发案期)5月油印的《西北地区青少年犯罪研究文集》，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青少办的《青少年失足犯罪原因初探》一文中提到，一位贾姓女青年因为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本《少女之心》手抄本如获至宝，朋友索要时，她以丢了为借口拒还，整天翻阅，并开始寻找男流氓。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的《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一书中，有关因看了《少女之心》手抄本而实施性犯罪的案例也是连篇累牍，特别是其中一篇《一本彩皮书的背后》更显离奇。
文中写一个名叫李军的现役军人，整天抱着一个用《大众电影》彩封包皮的抄有《少女之心》的本子如痴似呆，先是跟踪少女进女厕所，近而在公共汽车上耍流氓，接着竟将战友来部队探亲的女友先奸后杀，最后被执行了死刑。
看过十几个不同版本《少女之心》的周勍认为，虽然《少女之心》在传抄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抄写者的个人感受和想象，但其主体无论是性行为的叙述语言，还是细节描写，都没有超出《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生理卫生部分的介绍性白描文字的范畴。
“当时民间所流传的和《少女之心》有关系的流氓案，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罪格式’所致。我发现监狱里占绝对多数的罪犯们的‘认罪’或者‘忏悔’材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口不言心的‘老三篇’———简述犯罪过程、深挖犯罪根源、无限上纲上线的自我作践，然后再痛下决心迎头赶上之类的套话，因阅读《少女之心》而犯罪也可能是在深挖犯罪动机时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因为《少女之心》大家都知道。”
周勍并不认同把社会的性犯罪都归结为一本书，文学文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在能够更容易找到性读物的今天，强奸罪的案发事件显然应该更多，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4.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就没有人清楚
因为在民间的不断传抄，在情节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动，甚至每个人读到版本会相差甚远。
“比较十几个版本，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记，我记得当时80年代流行的衬衫也出现在主人公曼娜的衣着描述上。”
在书名上更是多种多样，周勍读到的版本除了有《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外，还有《梅茹回忆录》、《我和我的表哥》，不过，有些版本没有写书名，或者直接加上一个书套。
在2004年，曾经传出要出版《少女之心》的白士弘，从丹麦女记者叶凤英（Perrylink）那里得到一个版本，关于这本《少女之心》的来历，书中介绍说是署名为“小思”的作者“我”在坐牢时所交待的材料，后来被传抄出来，最后被定名为《少女之心》，后来成了“文革”时期的“大毒草”。
周勍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称他有一个亲戚是山东一个检察院的干部，办过这个案子。
“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很兴奋，《少女之心》的作者是一个谜，我当时和白士弘极力想找到作者。于是，我赶紧再和对方联系，但是他提供不了这个资料，我说我可以马上赶往山东，见那个检察官，他后来就不和我联系了。”
不过，朱大可却认为少女之心不可能是“认罪书”，“从我的几十年的文学研究经验上看，它的文本并不像口供，《少女之心》还是有一定的文学性。”
“就这本书本身而言它是一本低级的色情文学，直截了当地描述性生活；但是在‘文革’当中，它有一个叛逆的进步性，它是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叛逆，也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对禁锢的社会的一个挑战。”
摩罗曾经为白士弘的整理版本写序，“当时摩罗、余杰风头正盛，白士弘通过朋友就找到了摩罗，希望他能写序，在当时，摩罗的序能够直接地拉动销量。”周勍告诉记者。
在序言中，摩罗高度称赞《少女之心》，认为《少女之心》立意不在渲染所谓黄色，而在表现性禁忌造成的荒谬以及给民众带来的精神伤害和人性扭曲。
摩罗还因此猜测作者很可能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文化资源，就像张中晓、黄翔、赵一凡、北岛等人一样，是当时最有文化、最有思想的人。
“这篇序在当时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对一部黄色小说评价过高，不靠谱。在《少女之心》的评价上，呈现出两极化的状况。”
但是，作者是谁，她为什么写这本书，对于双方而言仍然是一个颇为好奇的谜团。“如果当初我们找到了作者，也许是好事，也许未必是。”
周勍读过《第二次握手》的两个版本，“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只有八千到一万字，但是张扬后来扩充到了几十万字，如果《少女之心》的作者还在，我不知道她会怎么扩充，但是，我可以肯定观众的兴趣已经不会太大，性的暧昧已经逐渐消除，我们甚至每天都能够在电视上见到裸露着身体的广告，以及无意中流露的性暗示。”
（本文摘编整理自网上，感谢原创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