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汉统治的四百多年间，鲁县一直为诸侯国的首府。由于汉代统治者定儒术于一尊，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的治国策略。诸王、公主、达官显宦亦频至鲁城，旌旗相望，辇毂载道，盛况空前。该碑虽然出土时间较晚，但影响却不小。随后将其移至孔庙同文门下，并在发现此碑处立一标志存证。左下角及右下角残，已修复。从曲阜汉碑中留下的黄易题记来看，相信阮元的评价并不为过。
曲阜是古代东方文化的中心。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就是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的。殷商时期，曲阜为奄国。周灭商，曲阜分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国号为鲁。战国末年改为鲁县。在两汉统治的四百多年间，鲁县一直为诸侯国的首府。两汉时期的曲阜是一段非常璀璨辉煌的时期。由于汉代统治者定儒术于一尊，大力提倡尊孔崇儒的治国策略。因此，孔子的家乡曲阜便成了当时的热点地区。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安帝刘祜等都曾亲临曲阜。诸王、公主、达官显宦亦频至鲁城，旌旗相望，辇毂载道，盛况空前。然而，昨日的辉煌已成历史，很难不被遗忘。令人欣慰的是，记载着这段历史的那一座座汉代碑刻仍耸立在这里，成为汉代历史的见证。曲阜汉代碑刻收存数量之丰、艺术水平之高、内容之丰富早已为世人所熟知。而各时期对它的研究者也代不乏人，尤其是到了清代更是掀起了一个研究的高潮。参与其间的学者、书画家、金石学家就有阮元、翁方纲、黄易等知名人士。这里，我们想特别就黄易与曲阜汉碑的关系做一些探讨。当年黄易曾频至曲阜访碑题字，在曲阜还搜求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汉碑残碣，甚至发现了一些前人所未著录的石刻文字。列举如下：
《熹平二年残碑》，此碑刻于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十一月。现收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北屋，西起第18石(原存于孔庙同文门下)。碑残高0.69米，宽0.79米，厚0.21米。上部呈斜状，右高。隶书，存6行，中间空1行，行15字。左侧有获石题记：乾隆癸丑十月，元按试至曲阜，同黄司马易访得此石于东关外。告元，掘土出之。审视得七十三字，不全者六字。其熹平二年十二月乙未，不遘字存少半，此卒之年月，作立碑年月如鲁郡卒于熹平元年□月，碑立于二年四月也，因移置孔庙，以飱学者，学使詹事府詹事仪征阮元识。曲阜县知县袁廷武，四氏学教授颜崇规，典史冯策，嘉定钱大昭、子□垣、仁□马廷柟，嘉兴吴嘉谷，武进颜述，甘泉林步登，仪征海观。北平翁方纲观，男树培侍。道光戊戌夏嵌同文门壁，曲阜孔昭薰、孔宪彝、孔宪庚同识。黄易《岱麓访碑图》中所说：在曲阜东关外，得熹平二年断碑，又作《贺碑图》，实际上就是这块《熹平二年残碑》。该碑虽然出土时间较晚，但影响却不小。《汉碑录文》、《寰宇访碑录》、《金石聚》、《平津读碑记》、《山左金石志》、《续修曲阜县志》、《山东秦汉碑刻》、《济宁全汉碑》等金石史籍，迭经注录，广为流传。
《永寿元年孔君墓碑》，此碑刻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现收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北屋(原存于孔庙同文门下)，西起第12石。碑高1.03米，碑头半圆形，宽0.475米，厚0.24—0.30米。隶书，篆额，额题。碑文8行，行15字。下部有翁方纲、阮元、黄易题记：北平翁方纲记。汉孔君碣，其目见于《金石录》，证其元年乙未之上，当为“永寿”二字。乾隆癸丑三月，钱塘何元锡，教授颜崇规于圣林红墙外见之，移置圣庙同文门，别立碑以证其处。十一月扬州阮元十日志。钱塘黄易同观。此碑四周漫漶严重，虽然早在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有注录，但日后无人重视，故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暮春时才被黄易、何梦体等人再次发现于孔林墙外。随后将其移至孔庙同文门下，并在发现此碑处立一标志存证。碑文字体方整，笔画古朴。清人杨守敬说其书法是以苍劲取胜，虽然留字不多，但更显宝贵。黄易《岱麓访碑图》中所说的：在孔子林墙外曾得汉永寿元年(155年)孔君碣，欣作《林外得碑图》，实际上就是《永寿元年孔君墓碑》。
《汉故豫州从事孔褒碑》，此碑刻于东汉年间，现收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北屋，西起第19石(原存孔庙同文门下)。碑高2.35米(含隶书“汉故豫州从事孔君之碑”，行10字，碑头0.9米，有复晕及穿)，宽1.01米，厚0.27米。隶书，18行，行30字。左下角及右下角残，已修复。左侧题：嘉庆六年二月钱塘黄易来此。《孔褒碑》也是清代才出土的。《阙里文献考》卷九十二载：“褒字文礼，先圣二十代孙。父宙，有传。褒与张俭友善，张俭之狱，与弟融争死，诏书竟坐褒，遂执法，语在融传中。褒有墓碑，埋没已久。雍正三年出城东废地中。守庙百户陈泗训移植庙中同文门下，文字磨灭不可读。” 该碑雍正年间已有拓本，第二行“继德前叶”之“继”字未损。迨乾隆初年即损小半。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何梦华元锡监工精拓本“继”字已损大半，然右下尚见。第四行“鳞浮云集者”之“浮”字尚见三点水，“者”字仅缺末笔。五行“察孝廉”等字上尚有一“高”字，仅泐首二笔。“察”字存上大半。
从黄易在曲阜汉碑上的题记来看，他是用一种很高雅的隶书题写的。黄易书法传世最多的是隶书，而他的隶书最显著的特点是沉稳高雅、隶法娴熟。黄易一生所临汉碑甚丰，《枕经堂题跋》云：“小松司马大隶书摹《校官碑》额，小隶有似《武梁祠题字》。”观黄易的隶书作品，其笔法沉实，八方充满，转折处干净利落，方垂浑厚，间架整齐，深得《校官碑》额和《武梁祠题字》之精髓，故而锋锷森严，圆厚而婉约，凝重坚实，力深而神畅，高简中寓浑穆，方正中见姿媚，非汉代一碑一石所可牢笼，表现了他在汉隶中取精用宏，熔铸百家为我役的深厚功力。他的这种功力，缘于他“所至山岩幽绝处，皆窥搜摹拓。”(《湖海诗传》)的精神。清阮元《小沧浪笔谈》给予黄易高度评价：“书画篆隶，为今人所不及。”从曲阜汉碑中留下的黄易题记来看，相信阮元的评价并不为过。(孔德平 孟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