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重读《古文观止》卷二左传选文，并作一些补充注释的工作。按照《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说，卷二全部是外交专对文。杜预和杨伯峻的说法是：鹿遇危险，仓促之间疾走而奔赴险地。此次重读，我对出现的“国家”二字有了一丝疑惑。检索可知，上古时期，诸侯的封地为“国”，大夫的食邑为“家”。
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重读《古文观止》卷二左传选文，并作一些补充注释的工作。工作量很大，没日没夜一字一句地读、想、琢磨和咀嚼。
卷二共十六篇文章，我以为更比卷一要难。按照《东周列国志》蔡元放的评点说，卷二全部是外交专对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交部的外交公文。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全志读法》中说“出使专对，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惟《列国志》中，应对之法最多，其中好话歹话，用软用硬，种种机巧，无所不备。子弟读了，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
大家如果认真读卷二，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人物：
有强词夺理，没理也硬要讲出几分理来的晋国人吕相，事见“吕相绝秦”；
有弱国面对强国，极尽委婉之能事，但又暗藏锋芒，最终达成己国愿望的郑国人子家、子产，以及姜戎人驹支，事见“郑子家告赵宣子”、“驹支不屈于晋”、“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子产坏晋馆垣”、“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有打仗失败去行贿求和的齐国人宾媚人，事见“齐国佐不辱命”；
有力谏夫差不能放了勾践，却被夫差拒绝的伍子胥，事见“吴许越成”；
有天下共主周王室受到挑衅，连蒙带骗吓跑楚王的王孙满，事见“王孙满对楚子”；
有高级战俘被交换回国前，被对方国君试探的晋国人知罃，事见“楚归晋知罃”；
当然，还有勇怼权臣的晏子，事见“晏子不死君难”；有妙谏昏君的子革，事见“子革对灵王”。
上述文中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任务？当然也有少量失败的。倘若细细琢磨这些成功与失败的典型，反观今日各国之外交，不过是几千年前的翻版而已。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晋国像今天哪个强国？郑国像今天哪个弱国？齐国、楚国、秦国，又都像哪个国家？
书归正传。
话说这次重读，发现了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铤而走险，急何能择？
李学勤《春秋左传正义》P571：杜预注“铤，疾走貌。言急则欲荫茠（xiū，同“休”）於楚，如鹿赴险。”孔颖达疏“铤文连走，故为疾走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P536：此言小国之人若为鹿，则将如鹿之急不择路，赴险犯难矣。
杜预和杨伯峻的说法是：鹿遇危险，仓促之间疾走而奔赴险地。只是，就文章本身而言，郑子家的话是说，你晋国不罩我，我就跑去投靠楚国。楚国是险地吗？楚国难道不是另外一个能够罩住郑国的地方吗？倘若楚国是险地，那岂不是等于说晋国也是险地？
另外，按情理来说，鹿遇到危险，第一反应难道不是疾走离开险地吗？意思是说，遇险之处就是险地，鹿疾走，本能反应是离险，而不是赴险。但杜杨为什么都说“如鹿赴险”呢？有没有可能他们的意思是：郑子家对赵宣子说，我们郑国还是愿意接受你们晋国的庇护的，但倘若你们逼急了我们，情急之下，我们也会不管不顾地贸然做出决定。不管楚国如何蛮夷不堪，不顾郑国今后会不会被楚国给吃得连渣都不剩，我们也要去投靠楚国这块“险地”以赢得暂时性的安全庇护？
因此，“铤而走险”到底是“急切之间离开险地”呢？还是“急切之间奔赴险地”呢？
二、倾覆我国家
在“吕相绝秦”一文中，有一句是“倾覆我国家”。其中的“国家”，在之前的解读中，我顺手就译成了“国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此次重读，我对出现的“国家”二字有了一丝疑惑。上古文言文中，鲜有称“国家”的，要么是单音词，如“秦”、“齐”、“鲁”、“晋”等；要么是双音词，如“秦国”、“齐国”等。何以此处冒出“国家”二字呢？
坊间诸版本皆译“国家”为“国家”，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草率为之呢？
检索可知，上古时期，诸侯的封地为“国”，大夫的食邑为“家”。《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二年：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立诸侯也），诸侯立家（卿大夫称家臣），卿置侧室（侧室，众子也，得立此一官）。
上古所说的“国”，并不是我们今天中国、美国的“国”。彼时，周王室的周天子是整个世界的王，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既已拥有整个天下，当然需要治理。为了便于治理，周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份，分封给上古圣贤的后代（比如公爵国虞舜后裔陈国、公爵国商汤后裔宋国）、周王室的成员（比如周武王的同母兄弟，周公旦的侯爵国鲁国，周成王弟弟姬叔虞的侯爵国晋国）、重要的功臣（如姜太公的侯爵国齐国）和重要的方国（如夏商已经存在的子爵国楚国）。这些被分封的贵族就是诸侯，而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及政权，就是“国”。与今之联合国不同的是，分封之后，周王室仍保有最好的土地，也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只是后来，周王室渐次衰败了。
众诸侯在拥有“国”之后，把“国”分成许多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所拥有的土地及政权，就叫做“家”。这就是“子产论尹何为邑”中的“邑”，实际上就是子皮的“家邑”，或曰“采邑”。众所周知的春秋战国分界点，就是晋国被三个卿大夫给分成三“家”了，是为三“家”分晋。这三“家”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家庭”。
儒家格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为“自身”，“家”为“卿大夫之家邑”或“采邑”，“国”为“诸侯之国”，“天下”为“周王室之天下”。至于今天的“国家”连用，专指“国”而不指“家”，明显是汉语的偏正结构，虽连用，仅取其中一义耳。
此处，我觉得应该既言“国”又言“家”。但如何翻译呢？
往下看，我们发现，文章后一段还有一句是“倾覆我社稷”。大家知道，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古时候由君主代表臣民祭祀土神和古神，故此，土神和谷神就有了等同于君主的含义，而君主即国家的代表，因此，后来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
显然，前一段说的“倾覆我国家”和后一段说的“倾覆我社稷”是对文，即“国家”和“社稷”是相等的。国是指晋国国君的封地，家是晋国大夫的采邑，实际的意思是“国家和家邑”，类似于“社稷”是“土神和谷神”。
但翻译的时候，不能翻译成“国家和家邑”，翻译成“国家”又让人误解古之“国家”二字就等同于今之“国家”二字，故译为“我们晋国”比较合适。
是不是合适，有待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三、衣服附在吾身
在“子产论尹何为邑”一文中，有一句是“衣服附在吾身”。坊间版本皆译为“衣服穿在我身上”，之前我也没有留意到“衣服”二字。
大家知道，“衣服”在现代文中，是双音词。但在古代，“衣”是单音词，说文曰“衣者，人所倚以蔽体者也。上曰衣，下曰常。”其本义是上衣，后逐渐成为“服装”的通称，合上衣下裳而言。
而“服”字呢，说文曰“用也”，广韵曰“衣服”，但用法则如“以讼受服”，或“车服以庸”。鲜有“衣”和“服”连用的。“服”有“穿着”、“穿戴”的意思，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的“朝服衣冠，窥镜”；还比如《汉书王莽传》中的“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
其实，只从单字而言，“衣”、“服”和“附”三个字均可解作动词“穿”。但显然，根据语法，“衣”不能是动词，因为它是主语。那么，“服”和“附”呢，要么“服”作谓语动词，要么“附”作谓语动词，要么“服附”二字皆作谓语动词。
有没有可能“衣”和“服”作同义连文呢？是有可能，只是这么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因此，我选择认为这句话该译为“衣服穿着附在我身上”。我不确定这样对不对，但直觉告诉我，“衣服”连用在此处，甚是可疑。如果有人能指点一二，我将不胜感激。
这次重读《古文观止》卷二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此次事了，我近一段时间都不想再读了，实在是太费精神了。由此我也想到，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其工作是多么繁重啊。连圣人都觉得难的，大约就是好话歹话说尽，软硬手段用尽，对方仍一意孤行。倘若因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发文，平息了一场外交部纠纷，甚或一场战事，那真是善莫大焉。
仔细读了《古文观止》卷二左传选文，再读当今天下各国间的新闻，心中自能衡量各国应对得失，好不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