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2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派人逮捕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并于次日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该事件彻底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并造成了宁粤对立的局面。一切准备就绪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发出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两广事变”由此正式爆发。
1931年2月2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派人逮捕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并于次日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该事件彻底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并造成了宁粤对立的局面。就在这时，驻扎在广东的陈济棠乘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随即发表通电，宣布反蒋并驱逐了蒋介石安排在自己身边监视自己的陈铭枢。
蒋介石与胡汉民
1932年1月，陈济棠把广东党政军的大权全部集于一身，登上了“南天王”的宝座，并借助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胡汉民这个金字招牌，开始与蒋介石相抗衡。最初，蒋介石因为忙于“剿共”，对陈济棠的所作所为都采取了暂时容忍的态度，后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撤退，正式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历史帷幕，蒋介石也在这时腾出了手，开始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地区。
陈济棠
然而就是这时，一件大事的发生让蒋介石有了插手两广的借口，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广州，享年57岁，这位国民党元老的死，让蒋介石内心十分激动，不仅使他在政治上少了一个劲敌，还让自己有了把黑手伸进两广的理由。于是，蒋介石以吊唁胡汉民为名，派出孙科、王宠惠等人来到了广州，并给陈济棠带来了自己的指示：要求两广当局务必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
陈济棠心里自然也十分明白蒋介石的用意，但要让他如此轻易地交出两广的军政大权，陈济棠心里必然是万分不愿的。为了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陈济棠立即致电桂系李宗仁，认为现在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极高，如果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扛起“出兵抗日”的大旗，才能争取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在这一点上，陈济棠可谓是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不谋而合，因为桂系早就打算出兵收复失地，准备陷蒋介石于舆论上的不利。
双方一拍即合后，李宗仁立即动身飞抵广州，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白崇禧也和刘斐来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全力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一切准备就绪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发出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两广事变”由此正式爆发。
就在他们率部开始向湖南进军之时，蒋介石派出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来到了广州，开始进行反间、收买活动。很快，特务们的付出就得到了回报，广州方面大量的飞行员开始驾机投靠南京政府，陈济棠得知后，立马下令封闭机场，并将剩余的飞机全部入库，随后指派宪兵部队在机场严加把守，但仍然没能稳住部队的阵脚，先是李汉魂不辞而别，离开汕头，投靠了蒋介石，后又遭遇手下大将余汉谋的临时倒戈，广东局势开始急剧恶化。
余汉谋
而反观桂系那边，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企图派出自己的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的危机，但已为时过晚，陈济棠手下的将领们纷纷开始效仿余汉谋，宣布投靠蒋介石，就这样，众叛亲离的陈济棠只得宣布下野，不仅彻底失去了“南天王”的宝座，还正式结束了他对广东的统治。广东问题顺利解决后，蒋介石又把目光看向了李宗仁、白崇禧所驻守的广西，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底，李宗仁只好自己孤身一人前往广州向蒋介石“负荆请罪”。 就这样，在经过了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最终还是以和平解决的方式结束，为后来的抗战保留了有生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