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2日下午，鲁迅去溧阳路藏书室翻书，因室内阴冷受寒，“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这次受寒导致鲁迅发热并发支气管炎，然后引发肺气肿。肺气肿是鲁迅肺病的新症状，“至于气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他要求鲁迅到福民医院做详细检查，并照X光，每日具体诊治仍由须藤担当。在治疗过程中，一轮注射大概10多天，但每次都是一阶段完成后，须藤认为结果很好，但鲁迅翌日又告发烧。
1936年3月2日下午，鲁迅去溧阳路藏书室翻书，因室内阴冷受寒，“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这次受寒导致鲁迅发热并发支气管炎，然后引发肺气肿。肺气肿是鲁迅肺病的新症状，“至于气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
打针之后，气喘症状平复下去了，鲁迅卧床了3日才能起身，他身体已虚，这次生病持续了一个月，到4月初才大略康复，但总是感觉身体无力。
到5月中旬，鲁迅身体再度不适，须藤五百三诊断为胃病，吃了3天胃药，鲁迅开始发热，这次发烧来势汹汹，很快鲁迅无力去医院，只能由须藤上门诊治，10天都没退热，5月25日起须藤开始给他打针，29日甚至需要打强心针。
由于在须藤的治疗下鲁迅的病始终没有起色，许广平、冯雪峰请求另找医生来看，5月31日史沫特莱、茅盾陪同美国邓医生(Thomas．Dunn，1886—1948)前来看诊，这位医生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部，曾任美国海军军医，据称是上海唯一的西洋肺病专家。
邓医生诊断鲁迅的病为肺病，并认为鲁迅抵抗力非常罕见，这种病情如果发生在欧洲人身上，5年前就已经去世。他要求鲁迅到福民医院做详细检查，并照X光，每日具体诊治仍由须藤担当。
但6月初鲁迅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所以一直到15日，鲁迅才去拍了胸部X光:“才知道他从青年至现在，至少生过两次危险的肺病，一次肋膜炎。
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医生都非常惊异，以为大约是:非常善于处置他的毛病，或身体别的部分非常坚实的原故。
这是一个特别现象。”由于有了正确的诊断，须藤此后可以对症下药:“每天来给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动的病灶包围，使其不能发展。据说这目的不久就可达到，那时候，热就全退了。”
从日记看，自从鲁迅5月生病，注射就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之前由于未作肺病及肋膜炎处理，注射据许广平回忆是“荷尔蒙”一类的药剂;自从诊断为肺病后，须藤便换了注射药物，从6月到9月底，相继为解热消炎剂水杨酸钙注射液Takamol、日本制药公司生产的抗结核剂Pectol、抗结核剂抗Cerase。
在治疗过程中，一轮注射大概10多天，但每次都是一阶段完成后，须藤认为结果很好，但鲁迅翌日又告发烧。须藤的态度总是很乐观，告诉鲁迅肺结核对于老年人并不致命。
对于发热，须藤表示这是肋膜积水所致，“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8月13日，鲁迅“夜始于痰(痰)中见血”，这不是痰中见血丝的那种毛细血管破裂，“肺则于十三四两日中，使我吐血数十口。”
吐血数十口，可见出血量很大，须藤诊断为:“大约先前之细胞被毁坏而成空洞处，有小血管孤立(病菌是不损伤血管的，所以它能独存，在空洞中如桥梁然)，今因某种原因(高声或剧动)折断，因而出血耳。”
他的结论是“于肺无害”，所以鲁迅的书信中，一直洋溢着乐观情绪，并听从须藤的劝告，从6月中旬就准备去国外或莫干山疗养。直到8月31日鲁迅才意识到“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但同时他觉得肺部已无大患。
在不间断地打针、间或抽去肋部积水的治疗下，鲁迅依旧发烧，但他自我感觉良好，9月22日给母亲的信里说:“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这虽然有安慰老人的可能，但显然他自己也这么认为，10月1日称体重39．7千克，比8月1日重了1千克，更是让他觉得身体恢复。
10月8日鲁迅停药，下午就去青年会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10日发热到近38℃，鲁迅下午同许广平带海婴和侄女周鞠子去上海大戏院观看普希金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复仇艳遇》(Dubrovsky);11日鲁迅同许广平带着海婴去法租界看房子，17日鲁迅在胡风陪同下步行去景云里鹿地亘住处，为鹿地亘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答疑，归途受凉，至下半夜起骤发气喘，服用以“忽苏尔”气喘药，无法安寝。
18日须藤前来注射，为其吸入酸素、氧气，鲁迅指甲紫绀，喘息不止，至晚每2小时注射强心针，吸氧。19日凌晨5点25分，由于肺气肿、肺结核、肋膜炎等疾病基础上发生的自发性气胸，鲁迅去世。
